作者：梁鸿
5月10日，来自欧、美、亚以及中国的一流人口经济学家和国内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云集北京，共同研讨“老龄健康的社会经济挑战与机遇”。这一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引发了“人口红利”一词在媒体上频频出现。
与耳熟能详的“老龄化”相比，人们对另一个与“老龄化”紧密联系的概念——“人口红利”则要陌生许多。事实上，生育率下降不仅引起人口老化，同时也带来“人口红利”的积累。人口学家把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以简略描述为：出生率出现下降；低出生率促进妇女的经济参与，也帮助提高家庭的健康和营养水平；孩子数减少使家庭的负担降低，家庭能够不压抑消费，增加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从而在整体上，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与此同时，历史上的高出生率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在很长一个时期，老龄化引起的老年抚养比上升要小于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少儿抚养比的下降，社会总的负担水平下降；社会负担减轻意味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储蓄增加决定投资增加；更多投资与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准、充分供给的劳动力结合又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储蓄水平；几方面因素合力引起GDP的快速增长。
一般认为，年轻、有利的人口结构对“东亚奇迹”的贡献接近一半；而在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得益于年轻、庞大的“民工潮”，低负担水平保证这一地区的制造业还将能有可持续的强劲增长。
收获“人口红利”始于出生人口数下降；当退休人口开始大量增加，“人口红利”期结束。人口学家也将这一短暂的“人口红利”收获期形容为一个“窗口”(demographic window)。受人口规律的制约，“窗口”最终关闭被认为是无可逆转的，社会需要争取：一、“人口红利”的最大化；二、“窗口”关闭之前，充分的社会、经济准备。
在此次国际研讨会上，一些与会专家指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十五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
而在老龄化最严重的上海，在现阶段也还处在劳动力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经济活动人口的总抚养系数最低的时期，也就是仍处在收获“人口红利”的阶段。
受计划生育政策干预和现代生育观传播两方面的影响，我国城市“未富先老”的人口态势已成定局。未来10年，特别是未来的5年，是我们国家在“人口窗”关闭前还能够利用的关键时期。能否收获“人口红利”，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扭曲型”的边界约束，形成了许多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关卡”。如果继续限制，而不是鼓励城乡间人口流动，老龄化引起的城市活力下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效率损失。
理论研究认为，即使是在产业尖端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尽管未来高新技术发展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比传统产业要低，但一个数量庞大、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人口仍是提升和保持上海总体竞争力的基本保证。上海的社会发展客观上也需要一个不断扩大、较为年轻的人口，以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及其对上海保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
“开放城市”是实现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这样做，无论对中国农村发展，还是对中国城市发展，都是很有好处的。城市应积极通过政策手段，有目的、有序地引进农村年轻人口，以求延缓老龄化的进程，并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促进劳动力人口、就业者的职业构成、人力资源和人才储备等人口素质结构的提高，为促进城市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年轻、具有较高现代科技水准的人口环境。
依靠行政的和制度的保护保持原有的“城里人”的各种“特权”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城市人口必须与他们的先辈那样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发展。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农村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在现行的城市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中，进城农民的大部分仍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交通体系、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资源的配置等都还没有能充分地考虑进城农民工。任何在城市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人都应当公平地分享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城市未来的社会发展不应当以牺牲外来人口的利益为代价。构筑一个文明、公平、公正的社会，不仅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收获“人口红利”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条件。倘若我们不能收获“人口红利”，这意味着我们将再一次失去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好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