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3日电（记者林嵬）4月28日，河南省商水县下属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接到县政府的紧急通知：当月工资不发了，改作“捐款”，直接划入县建设委员会专用账户，支援县重点工程建设。县里还要求各单位领导督促职工写自愿捐资“保证书”，不写的话，由所在单位领导代写。

　　最近一段时间，河南省一些县在发展经济中，突然刮起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迷住男人的数码武器 命运我把握 好运不错过 注册财富会员人人得奖

的强行集资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他们说，政府投资困难，怎能强掏干部“腰包”解决；靠行政命令强行集资是滥用“公共权力”，是违法行政。

　　“红头文件”开道：不交钱就下岗

　　2003年底，为了尽快改变县城面貌，河南省扶沟县同时新建、改建6条县城街道，由于资金缺口达6000多万元，开工不久就大面积“窝工”。今年4月初，扶沟县委、县政府决定，向全县1．7万多名财政供给人员有偿借资，正处级干部每人借3万元、副处级干部2万元、科级干部1万元、股级干部5000元、一般职工3000元。

　　由于扶沟县普通干部月工资仅300元至400元，最低3000元的借资款收起来非常难。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单位甚至提出：“交不上借资款，卷铺盖走人。”

　　大李庄乡农机站一位职工说：“我一个月工资只有300元，3000元借资款交起来实在难，可领导说，谁不交钱就把档案抽走。为了怕下岗，我先后向三位邻居借钱。”城关镇某中学一位女教师说：“我们夫妻都是教师，要交6000元钱。4月7日，学校宣布，没交钱的，不用来上班。为了凑钱，我丈夫回到农村老家，卖了家里500多公斤粮食。”

　　河南省西平县提出了打造“教育强县”的口号，投资5000多万元建设一所现代化的省级重点高中，可新校舍建成后，教学设施没钱配套。今年4月8日，西平县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县直机关、各乡镇、县管各企业、各人民团体的干部职工向新高中捐资。文件规定：县处级以上干部每人捐400元、科级干部每人捐300元，一般干部职工捐200元以上，并限定于4月18日新高中建成庆典前交齐。

　　西平县的一些干部职工反映，像这样借办教育、搞绿化、搞城建等所谓“民心工程”名义，向干部职工强行集资，县里已搞过多次，仅新高中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就收取“捐资”1100多万元。

　　强行集资：只因贪大求洋

　　许多被迫向政府“捐资”、“借资”的干部说：农村税费改革前，遇到项目投资不足时，县乡政府往往向农民集资；税费改革后，政府不敢掏农民的“口袋”了，却转过脸来掏干部的“工资袋”。

　　记者探访了一些县让干部“捐资”“借资”支持的“重点工程”，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贪大求洋”，急于求成。记者来到扶沟县城郊乡郑关村参观道路扩建工程，但见一条宽40米的县城环线正横穿麦田，而在北面约不到500米远处，另一条环城路也正在拓宽成40米。一些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心痛地说，两条路离这么近，都这么宽，占多少地？建成后，有多少人走？而西平县打造“教育强县”的“龙头”工程，并不是眼下最需要投资的乡村基础教育，而是“九年义务教育”范围之外的杨庄高中。

　　由于靠的不是市场经济的办法搞建设，许多“亮点工程”“重点工程”先天不足，上马后无法运行，成了“空壳工程”。河南省新安县有一个乡地处黄河湾的死角内，可镇领导为了落实上级加快城镇化的要求，强行向干部“借资”建市场，一位乡干部为了交“借资”款，含泪将刚买的摩托车低价卖掉。可由于没商户入驻经营，小城镇唱起“空城计”。

　　由于本级财力不足，近年来，国家历次调级调资在河南许多县变成档案上的“空调”，普通县乡干部工资本来就非常微薄，过多的“集资”让他们雪上加霜。扶沟县一位女教师说：“我父亲下岗，母亲没工作，妹妹在上学，一家人就指着我这400多元工资，现在又得交3000元，这钱怎么交得起？”

　　“公共权力”：岂可滥用

　　在采访中，商水县一位小学校长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县政府不经我们同意，就扣工资，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权力？教师们绝大部分靠工资‘吃饭，强行捐出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也许解决了政府的投资困难，但由此造成的家庭生活困难谁来管？”

　　郑州大学一位法律专家指出，政府向干部强行集资是滥用“公共权力”。首先它违背了宪法精神，属于违法行政。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我国民法通则也对公民财产权保护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其次，这种做法明显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相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一切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政府必须在法定权限内活动，并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地方政府集资修路、建校等行为，本身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和法律依据，甚至有非法集资之嫌。如此作为，不仅侵害了公民的合法财产权，也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一些干部职工说，实现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政府和群众的共同愿望，在推动发展上，政府有“权”更有“责”，但“权”要用在刀刃上，用在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转变政府职能上，而不是强行集资乱摊派上项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