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一号文件”）正式发布。“一号文件”给全国各地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以极大的振奋和鼓舞。接下来，早稻直补、良种补贴、农业税税率调减等一系列利民政策相继出台，这些政策和举措如甘霖似雨露，滋润着千千万万农民渴盼已久的心田。从冰峰雪冻的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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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意盎然的大江南，很多曾弃田外出的农民踏上了回乡务耕之路；昔日的抛荒地如今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粮食市场的逐渐复苏及粮食价格的恢复性增长，使众多农民看到了种粮的希望。

　　有人评论说，今年的“一号文件”，是真正的“高含金量”，它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亿万农民的深切关怀。不少农民发自内心地感叹：“国家的政策真是好！”

　　从“一号文件”发布至今，3个多月过去了，对于这样一个惠及亿万农民的好政策，各地、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中是否沉到了基层？农村基层干部对“一号文件”的理解、执行又是怎样一个状况？各相关涉农部门，如科技、金融、农资等，在其中当有怎样的作为？广大农民群众是否真正享受到了“一号文件”带给他们的实惠？就长远而言，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针对这些问题，本刊记者深入农业大省湖南、安徽、河南展开调查，为我们带回了大量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为此，本刊特别推出这组专题报道：《求解“一号文件”落实难》，以便为各地进一步深入落实“一号文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农民，“一号文件”知多少

　　春风化雨润民心

　　“一号文件”一出台，安徽省就立即行动起来，省里印发了《致全省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各地都在积极组织各种宣讲团，有的地市领导亲自带队深入种粮户中宣讲政策，解决实际问题。

　　在霍邱县姜家湖乡，村民姜传品告诉记者，“一号文件”他早在电视上看到了，知道农业税下降了，以后还要减轻；农业附加税已经取消，粮食补贴也拿到了。他的妻子又找出村里发的一份《致全省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她说村干部还要他们把这贴在墙上。老两口说，现在种田比以前好多了。

　　在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滁州市，不久前市委书记汪国才带着农业和粮食专家来到黄湾乡后陈村的种粮大户陈兴汉家。72岁的陈兴汉是远近闻名的“种粮状元”，他坚持种粮18年，每年卖给国家的粮食都在50万公斤以上。

　　汪国才告诉陈兴汉，为了鼓励农民种粮，中央和省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农民得到的实惠更多了。陈兴汉激动地说：“中央‘一号文件’是我们农民做梦都想的好政策，村干部来宣传政策那天，大家高兴得买鞭炮放，我现在一门心思扑在田里头。”

　　湖南津市市李家铺乡土桥村村支书易元生表示，“一号文件”的入户率达到百分之百，对农民有好处的文件，农民很愿意看。

　　河南省农调队曾对唐河、方城、卢氏、宁陵、光山、安阳、淮阳、开封、舞阳和叶县10个县的440家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回答“你知道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的‘一号文件’吗？”的问题时，有46.6%的被调查户回答“知道”，其中有68.8%的农户是通过广播、电视知晓的，但对文件的具体内容不清楚、不明白；有53.4%的被调查户回答“不知道”，这说明由于农民生存环境的相对封闭以及信息来源渠道不畅，国家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棚架。

　　同时，有60.9%的农户认为中央“一号文件”可以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在的帮助；39.1%的农户认为“不大可能”或“不能”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在的帮助。而认为“不大可能”或“不能”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在帮助的原因主要是“政策落实困难”。河南省农调队综合处的张杰业分析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多数农民对中央政策是有信心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民对中央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心存疑虑。

　　农民得到了多少实惠

　　由于“一号文件”扶粮扶农政策的鼓励，今年湖南省早稻种植面积增加了三成以上。据记者在主产粮区洞庭湖区的调查情况来看，许多传统的产粮大县恢复比例还要远远高于30%。

　　广大农民真正得到了党的政策的实惠，最直接的反映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行走在安徽省霍邱县的田间地头，记者发现原来该县很多的抛荒地现在已不容易见到了。该县姚李镇王庆文镇长告诉记者，全镇可耕面积5.3万亩，2002年抛荒耕地达10％以上，“一号文件”下来后，今年抛荒地仅剩下200亩。在马店镇，上世纪90年代大办乡镇企业时留下的闲置近10年的吊窑空壳，也被农民推倒，翻出来作为耕地。宋店乡副乡长陶长俊对记者说：“现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高涨，购买农机具的多了、购买良种的多了、返乡种田的多了、撂荒的耕地也成了抢手货。今年全乡计划种粮5万亩，比去年扩大2万亩。”

　　5月9日下午，河南省上蔡县百尺乡百尺寺村呈现出一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的景象。乡党委书记翟中海带领乡财政所有关工作人员来到该村，挨家挨户给农民发放“粮食直补通知书”。

　　村民刘国强第一个从翟中海书记手中接过“粮食直补通知书”时，满脸喜悦。看过通知书上的内容，刘国强告诉记者，他家的农业税计税面积是5亩，按今年的政策，每亩补贴12.58元，今年可以得到种粮补贴62.90元。翟中海告诉他，凭着这张通知书，种粮户可在夏收之后，按通知书上核定的补贴数额，到乡财政所直接冲抵当年应缴的农业税。

　　据翟中海介绍，百尺乡共有计税土地面积7.34万亩，按照上级规定，每亩补贴12.58元，仅此一项，全乡农民就可得到92万元的实惠。再加今年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百尺乡农民每亩土地承担的农业税实际上只有23.42元，比去年少了一半还多。

　　领到“粮食直补通知”，几位农民喜滋滋地说：“这两年农民负担比过去降低了不少，今年国家又对种粮户实行直接补贴，俺们庄户人家更要踏踏实实地种粮了。”

　　“国家政策就是好。”宁乡县回龙铺镇白云村大圳组村民陈长华坐在家门口，扳着手指数起了“一号文件”的好处：一是农业税减轻了，每亩少缴40元，今年4月8日下达的纳税通知书上，家里5亩多田只用缴208元；二是粮食补贴；三是最低价保护，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丸，去年由于不掌握信息，怕跌价，晚稻在50多元就出手了；四是有小额信贷政策，农民致富有门路。

　　湖南省津市市李家铺乡青乐村村支书鲁丙协说，今年2月，乡政府把湖南省政府制定的关于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七条具体政策打印了5000份，发到了每个农户家里。村广播也进行了连续宣传。农民对“一号文件”打心眼里拥护。全村去年撂荒土地40亩，今年全没有了。“按省里的新保护价政策，每50公斤70元的最低保护价，即使最低亩产量300公斤，也有420元的收入。”

　　“种粮热”引发“争地热”

　　在“一号文件”政策精神的刺激下出现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农民开始还乡要地。

　　湖南省沅江市熙和乡党委书记刘鸿志告诉记者，从今年开春至4月初，全乡已发生各类土地纠纷300多起。调整农民土地矛盾已成为乡政府最感头痛的事之一。南县青树嘴镇滨江村是全镇外出务工人员最多的一个村，常年有近千人在外务工。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抛荒现象非常严重，全村3000亩土地最多时抛荒面积达到1200多亩。而今年，有近60%的外出务工农民都回村或通过打电话等手段向村集体要地。更有一些已多年在外，曾表示“再也不要田”的农民也纷纷打电话回家“争地”。村主任马友根家里每天清早5点多就有人来“堵门”，要求“一定”要包几亩地。

　　大量“争地”矛盾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农民种粮积极性在不断高涨，但同时也隐藏着诸多风险。首先“争地”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种粮大户数量锐减，前几年好不容易出现的较好的土地流转势头被遏住。其次是大量农民返乡务农不利于土地产生规模效益，不利于农民增收。南县农业局局长刘安乐算了一笔账，即使按目前的市场粮价，4口之家的农户要维持基本生活开销，仅靠种粮的话至少要种15亩以上；而湖区的实际情况是人均耕地多的一亩多，少的只有几分地。农民要真正实现增收的目的，光靠一亩三分地显然是不行的。

　　另一种趋势是在“一号文件”的刺激下，来自政府的盲目决策。据了解，湖南某商品粮大县为鼓励农民种粮，发动了全县包括侨办、妇联在内的所有县直机关干部下村包户扶持种粮。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少数地方农民开始刨掉种了几年的蔬菜和果树重新种上了水稻。还有少数地方“号召”外出农民回家种粮。一些业内专家认为，“扶粮扶农”决不等于否定以往的产业结构调整。“一号文件”的“本”是促进农民增收，决非简单地等同于发动大家都回家种粮。

　　编辑点评：有的地方反映“一号文件”落实难，有的地方却能把“一号文件”的精神和实惠送到每一户农家，区别在于各地基层干部对中央政策的认识态度和理解程度。此外，“争地”出现的背景在于前些年粮食比较效益太低，在效益有所好转的时候，适度的农民返乡种粮可以理解，但如果发展成一种趋势，则明显有悖于“一号文件”精神。破解农民“争地”矛盾，一方面要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切实落实二轮土地延包政策。另一方面，还应给外出务工农民创造更好的环境，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待遇”。只有更多的农民不再是农民，农业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民也才能真正增收。可以说，“一号文件”鼓励农民增收的精神不仅要从土地本身来求解，更多的功夫可能要用在土地之外，农村之外。

　　基层政府难在哪

　　基础设施太薄弱

　　农民增收不容易

　　记者在安徽省滁州市基层采访时，当地干部群众对“一号文件”能否不打折扣地落实表示了疑虑。南谯区杨饭店村支部书记李登卫说，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显现，可到现在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关注点在大型水库、堤坝建设上，可是小水库、小水电站也直接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现在县、乡财政都是吃饭财政，没有什么结余的钱支持农村基础建设，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还得发4个村干部的工资。现在的状况是每年靠集体经济收入和一事一议只能筹集到4万元左右，捉襟见肘，修了路就不能修塘，即使全部用于修路，也得一段一段地修，这样下去整条路修好得等到猴年马月。

　　六安市三十铺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任重说，农业是基础产业，但对农民来说，种田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农业是弱势产业，需要扶持。最关键的是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业风险。去年粮食是涨价了，按理说农民应该得利，但天灾的损失远远大于粮价上涨带来的好处。再加上粮价上涨引起的化肥、农药的涨价，去年种田肯定是亏本的。为什么？问题出在农业的基础设施太差，农业成本高，加大了农业生产的风险。这几年国家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投入很大，这是应该的。但也不能忽视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目前基础设施中最严重的是水利设施不配套。

　　农业大县财政紧

　　有心无钱难办事

　　“多予”、“少取”、“放活”六个字是中央当前指导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对农业大县来说，要做到这六个字，十分不易。河南省汝南县县长崔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凡是农业大县，大多是财政穷县。县乡财政捉襟见肘。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只有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才能把“一号文件”真正落到实处。因此，崔流认为，中央应在“一号文件”的基础上，尽快出台配套文件，对农业大县实行财政倾斜政策。

　　据介绍，汝南县有114万亩耕地，去年财政收入为9811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5700万元。今年如果农业税税率再降三个百分点，县财政又将减收二三千万元。“在干部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发放的情况下，要想增加农业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崔流告诉记者，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县财政都是在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过日子。除了向上级争取项目时匹配点资金，这几年来，县里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大宗投入几乎没有，税费改革后，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又被取消。对拿钱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县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崔流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城镇化。只有工业化水平提高了，传统农区才能有更多的钱向农业投入。

　　县财政如此，乡财政如何呢？三桥乡乡长李里仁告诉记者，去年该乡农业税收534万元，地方工商税收36万元，除掉被县财政扣去、统一发放的教师工资，乡里只剩下90万元。全乡“七站八所”加一块，有183人，把自收自支的一块再去掉，每年还需工资107万元，赤字17万元。“出力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干，出钱的事情乡里实在是干不起。”说起对农业的投入，李里仁无奈地告诉记者。

　　三里店乡乡党委书记安永生的日子更难过。该乡共有机关工作人员212人，实际上班的186人，另有超编教师76人，收支相抵后，去年乡财政缺口达70万元。农历腊月二十二，安永生到三里店乡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借20万元给乡干部发工资。“如果让说实话，乡财政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仅限于上级要求预防禽流感时给村民买点消毒用的白石灰。直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少得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中国最基层的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安永生认为，国家要想稳定粮食生产，光靠一家几十块钱的补贴，根本吸引不了农民。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少取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投入，壮大粮食主产区县域经济实力，而不仅仅是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只有加大传统农区工业化的进程，才能减少农民，才能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比，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干部观念和政府工作重心要转变

　　2004年4月9日，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集中发放粮食补贴。53岁的村民刘汉泉种了4.2亩田，按早稻补贴每亩8元、良种补贴每亩10元计算，可以领到70多元。他感到很兴奋，可对县里发放补贴的方式又感到不解。老刘摇头说：“太机械了吧，为什么非要带身份证或户口簿签字，村里就这些人还不认得吗？”

　　安沙镇财政所长方建奇对记者说，为了防止基层干部截流挪用两补资金，确保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县里才制定了这般周详的计划。据记者了解，在粮食补贴发放过程中，基层干部各种心态都有，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村组都有出于客观原因的考虑，有的想拿补贴抵扣村民历年欠缴的农业税，有的想拿来兑付拖欠了多年的村干部工资，还有的则是想把这些补贴留作下半年的农业税上缴。毕竟，“从农民手里收粮收钱实在是太困难了”。

　　衡山县委书记钟再群把这些现象归结为“观念落后”。钟再群说，看到有的农民拿到粮食补贴后“受宠若惊”的感觉，更让自己感到这几十年来“给予农民的太少了”，只顾着收农民的钱了。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基层干部的观念不一定能马上跟上形势。“一些同志可能认识不到，发放补贴不仅是一种经济安排，更是一项政治举措，是刺激粮食生产、改善干群关系的重要手段。”就拿这个县来说，虽然县里一再强调发放粮食补贴的政治意义，要求“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还就地免了一名工作不力的乡党委书记的职务，但现在全县发放到位的补贴也只敢说在百分之九十几。

　　“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对两补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意见最大。”据钟再群介绍，由于村民历年欠村里的上缴款总额普遍较大，在中央逐年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刺激下，农业税收取难度也越来越大。一开始，少数村干部们都把两补资金看做抵历年陈欠的一根救命稻草，对两补直接发放颇有微辞。

　　记者在长沙县还听到了乡村干部的一种牢骚：2002年才搞的农村税费改革，要求基层足额征收农业税，今年又降税率又发补贴，政策变化太快了，“上面肯定是对的，老百姓的反映也是对的，最后都错在基层干部身上”。

　　津市市李家铺乡青乐村村支书鲁丙协说，由于村民欠缴农业税2万多元，这几年全村所收“一事一议”费人均15元，多数都给乡里垫交了农业税，这次的直补资金1.9万元似乎应该用于公益事业。“农民领个几十元的补贴最多兴奋一两年，如果修座大一点的水库，则可以兴奋上一二十年。”长沙县财政局副局长王建也持此种看法，他认为，每亩补贴一点钱从经济效益上讲是“撒胡椒面”，长沙县两补资金总额有1000万元，如果把这些钱集中起来解决一两个诸如水利建设、农村合作医疗的实际问题，资金发挥的效益会更大。

　　一些基层干部提出，“一号文件”虽然对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有明文规定，但如果没有相应的专项配套资金，也许只是充饥的“画饼”而已。因此要改变的还应包括中央财政支出预算的“传统观念”，必须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紧缩财政开支，减少非生产性的、政府运行成本方面的支出，以保证农业等基础领域的资金需要。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政府工作重心怎么转？今年以来，衡山县长江镇改革了乡镇干部包村负责制，由以前的干部下派改为双向选择，农民可以自己选择镇驻村干部。这个镇还实行干部农情失察追究制，已有3名干部受到通报批评。“抓农情就要了解农情。”长江镇党委书记聂水平说。他表示，今年禽流感期间，驻村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慰问农户、发放资料、引进农技人员讲课。“以前干部只有收钱才去村里，现在要求多往村里跑。”

　　编辑点评：尽管税费改革后，每户农民领到的补贴可能只是为数不多的一点儿钱，但各级政府实在不该动也不能动这笔资金。因为，这几十年来我们“给予农民的实在是太少了”！

　　涉农部门咋作为

　　要改善农民创业环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对税费改革后负担的减轻表示赞赏，但所有人又都对目前各部门存在的乱收费感到无可奈何。河南省汝南县三桥乡辛庄村民刘鹏申，刚在村部旁边开了个磨面坊，各种收费就接踵而至。这个磨面坊为村民磨一袋面粉，只挣不到两毛钱，但每个月竟要交地税50元。而工商所除了每月要收他30元管理费外，还要收15元的市场管理费。再加上其他临时的收费项目，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磨面坊，每个月竟要交各项费用上百元。

　　一个叫刘敬全的村民说，乡镇工商所、税务所的面包车没事就在各村转悠，他们连卖针头线脑的也不放过。有一次工商所看到一个挑担卖豆腐的，开车撵了人家几道街，硬是收了人家30元的市场管理费。其实人家也就是走村串巷卖豆腐，根本就没去过乡里的市场。

　　魏庄村村民王立春，在村口公路边开个烟酒店。除了营业执照外，光烟草、盐业等各种经营许可证就办了七八个。这些证都是每年一换（年审），换一次少则30元，多则上千元。像烟草局颁发的烟草专卖许可证，除了要收50元办证费用外，还要另交1000元押金。最让人眼花缭乱的，还是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工商费每月120元，市场管理费50元，国税、地税一月各200元，卫生费一年280元。除了这些每月都有的税费外，还有不定期的，比如说订本杂志，买个挂图，啥时要钱啥时都得给。此外还有物价、质监、环保、卫生、计量等部门，冷不丁啥时间就转来了。来了就说你这不合格，那不合格，这是假的，那是假的，只要你给了钱，马上就都合格了。有一次卫生局来收卫生费，张口就要350元，王立春赶紧每人给他们一盒白沙烟，马上就降到了280元。他们有时给开票，更多的时候不开票。他们不想开票时，只要你一说开票，罚款马上翻番。

　　“现在我都成条件反射了，只要一看见有戴大盖帽的从面包车上下来，就知道又要破财了。”“中央文件说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但在农村，有些部门简直是“罚家治富”。王立春气愤地说。

　　最让农民气愤的，是外出务工的环境不宽松，在城市受了气没人管。三桥乡雷屯村民组62岁的杨娃说，到城市打工，出力不怕，最怕的是碰见黑心老板。去年秋天，杨娃和老伴一块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1团拾棉花。当时双方谈好了，报销单程车票，拾一斤棉花给0.55元钱，饭费每月扣50元。没想到一到新疆，他们就开始坑人，41公斤一袋的棉花，用他们的磅一称，只有17公斤。计算报酬时，自然是以他们的磅为准。杨娃两口子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出门，十月十七日到家，累死累活拾棉花80多天，只得到了1500元报酬，再除掉每人每月80元的饭钱，280元的车票，到家时两个人总共只剩下100元钱。也许正是由于农民外出务工环境不宽松，记者采访时，几乎每一个外出打过工的农民都对温家宝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的事赞不绝口。

　　要创新涉农服务机制

　　“一号文件”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已初见成效，但是否起到长效，现在还不能想得太好。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党委书记郭奔胜提出，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改革或出台一系列深化农村改革的配套政策。他认为，现在的农村金融政策已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科技服务一盘散沙，农民缺乏科技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喊得多，做得少。

　　对此，山南镇馆东村养猪专业户王志菊感同身受。王志菊家一年出栏生猪20多头，每头猪能挣150元到200元纯利，这样一年仅养猪就能增收三四千元。另外，猪粪可以施肥，既减少了化肥的投入，又改良了土壤，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但当记者问他，既然养猪能挣钱，为什么不多养一点时，他说：“我也想再把规模扩大一点，但手头没资金，又缺乏技术。养多了，一旦遇到疫病，那怎么办？农民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两点。”

　　王志菊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年养100头猪，小猪崽每只200元，就需2万元。另外，还有猪舍建设、饲料周转金，少说要4万元起步。但对于我们农民来说，一下哪来4万元？从信用社最多只能贷到500元。

　　郭奔胜说，现在农业银行对农民不贷款，农民要想发展生产只能依靠信用社，但如今信用社不扶农、不支农。关键是当前的金融政策和体制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信用社要求信贷员放多少必须收多少，包括利息，而且必须在当年的12月31日前连本带息还清。再说，即使农民能贷到4万元，一年内也无法还清，因为第二年还要发展生产，还需要资金周转。第三年才能还上贷款，这还不包括市场风险。

　　据农民反映，目前信用社的贷款利息是一分二厘，是农业银行利息的三倍。王志菊说，按理农村信用社应该为农民服务，利息应该比农业银行低才是。此外，在信用社贷款要凭关系，没有熟人，不请客送礼，就贷不到款。跑断腿，磨破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农民贷款难问题同样也存在于湖南省。去年，津市市李家铺乡青乐村村民王克兴申请小额信贷的月息为6.63‰，今年3月贷到1万元小额信贷，月息已升至8.825‰，等于是年底要还1.1万多元。王克兴搓着手说，这个利率还是有点高了，“民间借贷也只要六厘至八厘”。住在长沙市郊的宁乡县回龙铺镇白云村村民陈长华的“运气”似乎要好一些。去年他办理小额信贷的月息为6.3125‰，今年贷了8000元款，月息为6.6375‰，只上浮了一点点。

　　但是，津市市农村信用联社制定的利率并未违反政策规定。联社负责人说，今年放贷的月息8.825‰，折合年息10.62％，“刚好是人民银行规定的最高浮动限额”。他解释说，利率调高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经济欠发达，存款余额总量不是很大，限制了放贷的总盘子，二来是为了调动基层信用社放贷的积极性。

　　“扩大农村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是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之一，金融部门可适当提高利率以调动放贷积极性。但造成的困境却是，越不富裕的农民融资成本越高，这种符合“效益原则”却不符合“公平原则”的现实安排，凸显了经济落后地区求发展的被动境遇。

　　此外，农村的科技服务现状也不容乐观。王志菊说，我养猪已好几年了，镇里的农技人员从来没来过。现在发展农业生产，没有技术根本不行。养鸡鸭鹅，害怕禽流感，养猪牛羊害怕口蹄疫。现在农民搞养殖、种蔬菜，完全是自己琢磨，从书本上学一点东西。

　　郭奔胜说，现在乡镇农技站无法发挥农技服务的职能，他们所搞的仍然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农技人员仍把自己当作行政干部的身份，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另外，客观情况一是乡镇农技站三两个人，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二是服务要收费，现在农民还不富裕，要农民花钱买技术不现实。

　　他说，当前科技服务对农民的产业结构调整至关重要，可以说科技服务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助推器”，无论是养殖业还是种植业都是如此。如果农民把现在的副业，变成今后的主业，农业增收就不是大问题了。科技服务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把农村的科技服务体系建立起来。比如，对养殖业重在预防，对种植业要提供优良的种子。

　　谨防涉农部门攫取农民利益

　　当然，各地的涉农部门也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为农民提供各种切实可行的帮助。每月上旬，湖南省津市市国税局的征管员李先锋、朱文双便开着车下乡为农民办理涉税事务，他们还免费给农民提供普通发票，以方便农民销售一些免税的产品。这是津市市国税局采取的便民措施之一。

　　津市市国税局纪检组长陈静琴说，以前农民扎个扫把，要征6％的增值税，杀头猪要缴屠宰税，现在都不用缴了。而且，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明确规定了一些对农民的特殊政策，如“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小商小贩不必办理税务登记”，“对市场内的经营者经营的农产品，如税务机关无证据证明销售者不是‘农民’的和不是销售的‘自产农产品’的，一律按照‘农民销售自产农产品’执行政策”，农民朋友高兴地把这叫做“农民待遇”。

　　安徽省农业问题专家、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说：“‘一号文件’可谓及时雨，但文件的含金量再高，也得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政府部门再配置落实到农民头上，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普遍存在资金饥渴症，任何利益的调整或资金的下拨都可能让这些权力的削弱者再次找到寻租的机会。因此要谨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陷阱，继续推进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同时，在现有的体制下，‘含金量’高有时也会强化部门利益，如何防止涉农部门攫取农民利益，也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编辑点评：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政府涉农部门责无旁贷。涉农部门必须发挥职能作用，切实抓好国家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各项政策的落实，确保农民增加收入，降低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不能给农民增加不合理负担。因此，各地应该采取过硬举措坚决遏制农资乱涨价，杜绝涉农部门向农民乱伸手的现象。

　　增收，呼唤长效机制

　　“一号文件”使农民增收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种粮及其农民增收的好政策，但“一药不能医百病”，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还应该立足长远，从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跳出“三农”抓增收

　　河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王永苏认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城镇化。

　　王永苏认为，粮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但相比较而言，农业又是一个弱势产业，它的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较低，自然约束和资源约束都比较大。尤其是在我们国家，13亿人口中，70%以上是农民，大多数地方人均只有一亩地。如果仅仅就农业抓农业，靠这人均一亩耕地，要想实现小康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有另一手，就是跳出“三农”抓“三农”。何谓跳出“三农”抓“三农”，就是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积极发展二、三产业，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民数量。

　　王永苏说，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投资收益的最大化。种地收入高就种地，进城打工收入高就打工。市场通常是按照投入产出率、投资回报率来配置资源的，农民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所以，哪挣钱多往哪去，哪个行业挣钱就往哪投，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有些人老是对此求全责备，说什么农村资金外流啦，农业投入不足啦。但是，道义怎么能抵抗经济规律？如果你光说农业重要，要农民多打粮食。农民会说，我种地不赚钱，光混个肚儿圆，农业重要你咋不干？农民收入低，他的小孩要上学，他要买摩托车、电视机，这些都需要钱。你光说要他好好种地，他能听你的？你能说得过经济规律？因此，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减少农民，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提高它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王永苏提出，作为中部产粮大省，河南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有限的财力，在农业上投多少，在工业上投多少，应有一个协调。在遵守效益最大化原则的同时，又要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益最大化原则，都不种地了，万一将来没有粮食吃，群众找政府，政府怎么办？所以，作为农业大省，河南既要遵照市场经济规律，争取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又要用看得见的手，解决市场失效问题，解决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拿出钱来支持农业，搞农村社会保障，搞弱势产业的补贴，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

　　落实“一号文件”，关键要统筹城乡一盘棋。王永苏提出，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是粮食主产区应尽的职责。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但在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时，一定要统筹城乡一盘棋，统筹一二三产业一盘棋。不能光在农业范围内讲增收，而应该把农业看作整个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号文件”上讲，中央要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增加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河南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所在。河南要趁机上一批粮食精深加工企业，上一批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把河南的粮食产业武装起来，让河南的粮食生产上一个大台阶。

　　基层政权改革箭在弦上

　　记者在对湖南县乡治理状况进行调研时曾听到“强化”、“弱化”乡镇政权的两种建言：一种认为应完善乡镇职能，解决其条块分割、责权不等的弊病；一种认为乡镇政权严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动手术。最近，记者在湖南一些县乡采访时听到的呼声已集中在一点：农业税率调减3个百分点后，乡镇政权的稳固性必然大受冲击，如若农业税取消，乡镇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将受到质疑。

　　津市市是湖南省最早建立乡镇金库、实施县乡分税制的县市之一，目前已在酝酿撤消乡镇金库。津市市农税局长胡碧洪认为，如果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取消，砍掉乡财政主要收入来源，乡镇政府将不能成为一级政府。

　　湖南衡山县委书记钟再群等人认为，乡镇政府或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或是村民自治组织，但这又关系到县一级政府的改革和精简问题。如衡山县上个世纪60年代分出衡东县，80年代分出南岳区，如今3个县区110万农民，养3万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南岳区5万人养2000名干部，25个养1个，“这个问题不解决行吗？”津市市李家铺乡党委副书记陈本立说，他们乡只有1.8万人，撤乡并村应是必然趋势。

　　浏阳市大瑶镇党委书记戴建文说，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应包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农民组织化程度改造、镇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内容，农村的经济制度改革必须与民主、法制相结合，搭建一个符合乡村政治文明需要的基层服务平台。

　　长沙市财政局局长姚永春说，地方配套改革主要难在机构设置和干部出路问题，行政经费不压减，就保证不了基础领域的投入和相关改革的效果。农业税改到这一步，必须考虑乡镇机构的去留问题了，拖得越久，乡镇债务、干部身份置换成本等问题也越多。当前政府供给应侧重于农村稀缺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资源，以提高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群体素质，加深政府与农民的互信关系。

　　安徽省农业问题专家、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说：“中国千百年来政府官员形成的官僚思想已根深蒂固，从中央到地方复杂的官僚体系，徒有虚名的监督，更加造就了基层官员欺上瞒下，不落实、打折落实的坏作风。这是政策不落实的体制症结。”

　　改革需要创新思路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农村干部群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农村经营机制到了创新的时候。在谈到“放活”时，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农村经营，在形式上已经是无所不活，关键要在内容（机制）上有所突破。安徽凤阳县总铺镇镇长张从安说：“搞活农村经济，就必须搞活经营机制。比如放活土地流转制度、搞活农业资源（水、林业）产权制度等，同时也可大胆放开基层干部手脚，鼓励他们带头创业。”

　　在离大包干发源地小岗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赵庄的行政村，这里与当年“分田到户”的小岗村恰恰相反，把分出去的1万亩土地重又集中了起来。赵庄有个民营企业金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起初提出租种农民土地的设想，由单一种粮转向农林多种经营。在完全自愿、平等、有偿的基础上，2002年，第一批农户与金星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其余村民在观望、等待后，又有两批农户签订了合同。至此，全村95％的农户将自己的土地交给金星公司经营，总面积达到1万亩。

　　安徽省滁州市委副书记毕美家认为，农村正在兴起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能突破各种体制重围，实现农民增收目标。

　　首先,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从经济上能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压力大，因为家家户户生产不一致，不是没有先进的品种，而是第二年就串种了。现在搞农业合作经济条件具备，农民是独立生产者，而且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条件成熟。定远县赤和镇农民自发组织了养猪协会，现在几个乡镇联合起来的好处是：饲料公司给他们送货上门，100公斤饲料可优惠20元，而且还给予小户指导，统一对外推销，增添讨价还价能力。

　　他说：“初步测算，农民靠组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收入至少能增加20％。”

　　毕美家认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也有政治上的意义。“只有集合起来，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同时政府也能将部分职能转移出去，将不该干、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放手,这样,政府与农民间的摩擦自然减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后政府完全可以退到县级，农村实现‘无为而治’。”

　　“中国烟花之乡”浏阳市大瑶镇于今年3月19日下发了“瑶发〈2004〉1号”文件，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土地“两权”分离，即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经营权分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要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权转让，让一些有技能、资金和市场的种养殖业大户扩大规模，加速农业产业化。鼓励农民带地入股，参与分红，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等第二产业。镇党委书记戴建文说，改革思路包括，按照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的要求，探索以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核心、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改造为重点、以镇村行政管理体制改进为动力，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编辑点评：随着基层政权赖以维持的财政基础逐渐削弱，乡镇政府履行职能时的功能异化，彻底革新基层政权架构已是箭在弦上。无论是并村撤乡，还是精乡简县，“精”机构与“简”职能都缺一不可，基层政府应该摆脱“管理者”的惯性思维，简政放权，弱化强制性的制度供给，构建一种基于法制和民主基础的官民平衡权力架构，以有限财政实行有限治理。

　　（专题策划、编辑：张寒 汤延涓 李力； 采写：李均德 葛如江 胡作华 谭剑 王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