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复晨

　　1996年1月2日晚，22岁的女青年陈兴会在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城郊，被利器割开颈部死亡，并有多处组织被割除，当地公安机关将其男友孙万刚列为犯罪嫌疑人。

　　主要证据有两个：一是孙万刚曾经做过有罪供词；二是他衣服上和他睡过的床上，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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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有与死者相同类型的血迹。

　　1996年9月，孙万刚被昭通中级法院判处死刑。

　　1997年9月，孙不服，向云南省高级法院上诉，省高院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1998年5月，昭通中院维持原判，判处孙死刑，孙再次上诉至省高院。1998年11月，云南省高院终审改判孙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3年9月28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决定对孙万刚申诉案进行再审。

　　2004年1月，云南省高院经再审，撤销原判，宣告孙万刚无罪。

　　8年时间，5次判决，从死罪到无罪，孙万刚的无罪释放曾在当地公、检、法存在较大争议。

　　就“疑罪从无”这一刑事司法原则的实践情况，记者近日围绕孙万刚案件进行了采访。

　　何为“疑罪从无”

　　近来“疑罪从无”在人们身边悄然发生，各地的无罪判决案例越来越多。

　　1996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如下规定：

　　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第一百六十二条：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高憬宏说，上述规定成为“疑罪从无”的基本法律依据，被认为是中国刑事司法的一大进步，体现了人权观念。

　　这部法律体现出“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更是对公检法机关“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一大冲击，它要求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

　　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认定其无罪，所以出现了对孙万刚的无罪判决，而1997年只能做到发回重审这一步。

　　如果侦查机关在此后发现了新的证据，还可以再将被无罪宣告的嫌疑人送上法庭，树立“疑罪从无”的观念不会造成打击不力的问题。

　　云南省高级法院刑事再审庭庭长梁子安认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疑罪从无”，可能冤枉无辜，且不能确保准确地惩罚真正的犯罪人；而“疑罪从无”，虽可能放纵犯罪，但可确保无辜的人不受损害。

　　即使错案被纠正，但迟来的公正也是不公正。由于这种不公正是司法权造成的，它给受害人及公众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云南省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处高洁峰说，“疑罪从无”也好，“疑罪从轻”也好，是一个执法理念的问题。“疑罪从无”是一种司法进步，突破了“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束缚。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承认有些事实就是查不清，人的认识水平是有限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必然存在差异。

　　“疑罪从无”的现状

　　据介绍，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得到了实践，但还存在一些偏差，体现为疑罪从轻、疑案搁置、疑罪再理等。

　　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郑蜀饶说，“疑罪从轻”曾是司法实践中处理证据不足案件的惯例，因为“被告人即是犯罪分子”的传统观念，不可能因法律的修改就可以一下子得以转变。如果孙万刚当时就无罪释放，不仅在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也会一片哗然。

　　已经有一些案件，对该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疑罪从轻”判个死缓，真相大白后被“疑罪从无”的。实践表明，这是以人权缺失和司法形象受损为代价的，随之而来的还有国家赔偿。

　　这更多地反映了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诉讼成为一种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接力赛”和“流水作业”，使法院对审前阶段缺乏控制能力，对侦查机关缺乏约束能力。

　　对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经审查确认属于“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是否能够宣告无罪，不仅需要法官司法观念的更新，更需要有一个能够容纳“疑罪从无”原则的司法和社会舆论环境。

　　云南省公安厅法制处处长申泽金说，“孙万刚案件发生在新旧刑法的交替时期，现在我们内部对案件质量的要求大大提高，关键问题要经过查证、合理解释，才能移送起诉。”

　　云南省检察院政治部主任赵建生说，“孙万刚拿到的无罪判决，是公检法机关执法人员共同转变执法观念的结果。随着监督制度的完善，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也会越来多。”

　　曾为孙万刚辩护的律师刘胡乐说，法治必然是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个人生命与自由的价值是最宝贵的。

　　如何执行“疑罪从无”

　　“为避免错案的发生，我们不能仅限于个案的案情及过程，应更多地思考此类现象的背后，如何从立法、执法及相互配合方面解决问题。”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郑蜀饶介绍说，现代法治国家已经转变为以审判为中心，被告人究竟有没有罪，不能由侦查人员说了算，检察官也是根据侦查人员收集来的证据审查起诉，最后由法官来认定被告是否有罪。所以，应该把审判作为一个实质性的活动，而不只是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南英讲道，“在认证证据时要尊重法律事实，同时认证证据的标准和规则还需要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证据作为独立一章，但只有寥寥数条，而且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没有明确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给法官留了太大的裁量空间。

　　据介绍，刑事证据的单独立法势在必行，对各种证据证明效力、运用规则、排除规则、待证事实范围等也都将做出明确具体规定。

　　南英认为，“通过证据规则或证据法的制定，还能达到对刑事司法人员观念的冲击，以促其转变。”

　　另外，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并不比我国完善，有的甚至是相当原则性的。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思想深处剔除多年来“有罪推定”的影响，树立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思想。

　　南英说，“疑罪”的形成，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证明技术问题使然。另外，“疑罪从无”可以要求司法机关，特别是侦查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更加严谨，尊重人权与法律，有助于推进整个国家刑事司法体制的文明和进步。

　　减少“疑罪”的有效途径，是国家侦查机关改善和提高证明犯罪的能力、技术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