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拷问“经营城市”

　　编者按：最近三五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呈现出爆发式的发展态势，地方政府纷纷推出“经营城市”战略，其基本的手 段则可归结为“经营土地”。有识之士在分析当前经济过热根源时，直指“快速城市化”是造成此轮过热的基本原因。此说一 出，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关注。

　　《小康》记者日内就此求教于国内一些知名学者，以下就是他们发表的意见。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

　　城市是一个地方经济最重要的载体，除了农业和贸易，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要占到经济总量的80％以上。现在， 地方政府(官员)为达成发展经济的目标，更多采用了“以地生财”的手段。因为土地作为城市里最重要的国有资源，是政府 最容易获得的，而且可以快速地将它转换为财政收入。以致现在的所谓“经营城市”，事实上就成了“经营土地”。

　　土地是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城市的土地价值很高。如果搞了一个开发区，只是引来仓储等一些项目，虽然占用了大 片土地，却得不到很大的收益。而且，开发区的经济有80％事实上并没有直接流入当地。“卖地生财”，看起来是“短平快 ”，实际上不一定经济。

　　应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体制改革还没有触及到土地制度。虽说土地是国家所有，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 没有严格地界定清楚，造成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为所欲为”。这样一来，土地价值得不到充分利用，土地得不到保护。

　　现在一块地动辄批出去数十年，地方政府把土地批完了，发展经济却没有思路了，没有动力了。所以我主张，“经营 城市”不要过分去提。

　　针对中央相继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如《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 营管理办法》以及下派督察组等，张军表示，越是稀缺的资源，行政的做法越是没有效，要用市场的方法来配置资源。市场配 置资源，要求产权界定清晰，可以流动。而现在，土地国家所有，地方政府任意占用土地，市场法则被破坏了。政府应该更多 地采用市场的办法，对城市土地的产权要来一个界定。不是说一定要改变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可以对产权进行分类，对 不同类型的土地实施不同产权制度，并使产权流通起来。这样，城市土地的价值及其潜在的价值，它的级差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

　　吴敬琏(本刊总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想一想：下一届政府怎么办？

　　现行的土地制度促成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宏大抱负。“卖地生财”成泛滥之势，原因就在有关的制度很不健全 。这不仅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是这样，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也如此，地都用得差不多了。

　　土地是老百姓生存之源，有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却随随便便就把地给卖了，而且把70年的地租一次性都给收了， 这样很危险。官员本该是替大家管财的，现在他为了所谓的政绩，却不听老板(指百姓)的。到底什么是政绩？谁来确定政绩 ？

　　目前宏观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卖地生财”造成的。这是“政绩”驱动，是一种短期行为。

　　我看，土地的拍卖批租不能搞私相授受，也不能50年、70年(土地租金)都给收了。这一届政府卖地来装点门面 ，下一届政府怎么办？现在很多人意见最大的主要就是这两点。

　　蔡未名(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特供信息》首席主持)：

　　城市化：“马拉松”还是“百米赛”

　　人们总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此轮经济扩张，上游产品价格大涨，却没有及时传导给下游。现在看来，这是由此轮经济 扩张的真正发动者——“快速城市化”的特点所决定的。

　　城市快速扩张，各地大兴土木，但其所用的主要是基建产品，即钢筋、水泥等，这些“上游产品”并没有经过多少中 下游的传递就直接被砸入了地下或矗立在地上，成为缺乏商业性的基础设施，或者成为具有商业性的住宅、办公楼等产品。我 们曾指出，单就商品房领域而言，其实早就算是“通货膨胀”甚至“严重通货膨胀”了。只是我们没有把房地产列入社会消费 物价指数的计算之内，所以，房地产价格暴涨，而其他消费领域则涨价甚微。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推动的“快 速城市化”。

　　“城市化”当然不是一件坏事，非经过城市化，中国就难以实现现代化：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大部分 人务工经商做服务，而小部分人种田产粮。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在世界上比较落后，13亿人口中有8、9亿是农业人口，加快 城市化进程当然是应该的。问题在于，这种“加快”要“快”到什么程度？老话说，过犹不及。百米比赛，速度当然是越快越 好；然而跑“马拉松”就未必如此了，运动员必须要讲究合理地分配整个赛程中的体力，如果发力过早、过猛，就会造成“透 支”，使“极点”过早到来而输掉比赛，甚至有可能跑不完全程就倒下了。道理很简单：运动员的体力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我们可以拿这个道理来比喻经济发展、比喻城市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它的城市化、现代化，当然是一场“马拉松”而 不是“百米赛跑”，而一个国家的资源承受能力相当于一个运动员的体力，也必须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讲究合理的“体力分配” ，发力过猛、速度过快，也会造成“透支”。更何况社会经济发展还有一个结构问题，某方面“冒进”，其他方面跟不上，就 会造成“失衡”。

　　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城市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其发展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而应该讲究合理的“体力分配 ”(即资源的使用)，应该讲究结构的均衡。否则，就像缺乏经验、只知道猛打猛冲的马拉松运动员一样，欲速而不达，也许 开始速度很快，但最后却坚持不下去。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现代化，应该是在坚持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顺其自然”的发展结果。 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是这样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具有“后发优势”(技术模仿)，由于落后而 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速度可以快一些也应该会快一些。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同样也因为具有“后发劣势” (由于技术模仿带来的部分效率提高而不注重制度学习)，行政力量过于强大，一方面固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在 某一时期或某个方面促使加快发展，另一方面也因为缺乏法治的制约，造成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侵犯，如不 辅之以坚决的社会政治改革，则将产生“体力透支”和“结构失衡”等问题，很难“善始善终”地跑完整个“马拉松”。

　　总之一句话，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确有“过速”的表现，其根源正在于因种种原因，政府把加快实现城市化当成了一场 “百米比赛”而不是“马拉松”。

　　仲大军(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经营城市”产生于官员需要

　　当前我国兴起了一个新的口号：“经营城市”。我认为这个口号值得斟酌。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产生于政府官员需 要的口号，是一个政府的概念，而非市场的概念。

　　官员理财，理的是财政之财，而不是城市之财。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要有所划分，哪些领域是政府“经营”的范围，哪 些领域是市场经营的范围，各地政府官员要搞清楚。要防止一些城市借“经营城市”的理念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政府要尽可 能多地退出经济活动，政府财政应当主要来源于工商业和所得税税收，而不是来自于土地。

　　本刊记者李远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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