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邛崃和义乌，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落后偏远地区，伴随城市化进程，土地问题都在逐步凸现。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地方政府好像突然发现了“卖地”这个生财的不二法门。
其实，从80年代开始，包括北海、海口等地方在内的城市化浪潮中，政府就在通过支
配土地资源，在短期内谋求爆
炸式的发展，结果如何，有目共睹。
时隔10多年，“经营城市”重新发热，而土地让“高烧”持续不退。
在枣庄，资源性城市转型的阵痛，使土地顺理成章成了“止疼片”。在内地，邛崃在财政左支右绌情况下，大胆的把
城市经营交给民企。在义乌，政府在土地上已经做足文章，所幸周边地区强劲的产业基础，吸纳了失地农民，一幅现代城市的
图景正拉开帷幕。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现行土地收益分配架构下，农民仅得5％-10％，村一级得25％-30％，各级政府得6
0％-70％。从1987年到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00万亩，近7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占土地。如果
每亩地使用价格为10万元，那么全国农民最少丧失了2万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认为，政府权力借公共利益之名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一方面耕地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手中囤积的土地越来越多，耕地管制趋于失效。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和土地资源紧缺国家，土地的利用与管理至关重要。城市需要发展，城市的发展需要土地
，然而，政府只能是城市和土地的管理者而不应是“经营者”，更不应成为城市和土地经营的得利者。
政府需要把目光从GDP上稍稍挪开，更多的瞄准——城市用地与保护耕地的平衡、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市民与农民
的平衡，诸如此类涉及政府固有职能的宏观问题。
本刊记者赵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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