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说，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他没有这个观念！这就是第一课。

　　而这个第一课随之诞生了那句在大陆改革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标志性语录：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

　　当年，蛇口的特殊“特”在中共高层始终给予特殊关注和关照。其中有三件大事都与现任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有关。

　　在修建蛇口的一个码头时，袁庚为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当时，交通部的一个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规定超过工作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钱。实行这一制度后，工人生产情绪高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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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率提高了一倍。这个办法使工人为国家多创产值130万元，而工人每人每月平均得到的超额奖金24.3元，占他们多创产值的2%弱。

　　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很快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为了纠正滥发奖金的偏向，于是，原来一天能拉131车的工人只能拉20～30车了。

　　袁庚拍案而起，但又管不了人家，只好求助“上方宝剑”。胡耀邦看到这个情况反映的当天即提笔批示：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胡的批示几分钟后送到谷牧办公室。谷牧马上做出反应，请时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等人考虑：“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恢复定额超产奖。这之后中国大陆逐渐实行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

　　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美国《财富》杂志在分析中国高层心态时说，如果把改革比作抛球的话，中国领导人会同时向空中抛出好多只球，这样虽然有的球可能掉下来，但空中的球总是比掉下的多。蛇口是当年抛得最高的一只球，它把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冲得七零八落，也最容易被当成出头鸟一棒子打死。先行者的角色注定了蛇口必须孤独地承受孤独。

　　孤独的争辩:“灵魂工程师”预言要走上“邪路”

　　袁庚曾向胡耀邦吐露过心思：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蛇口风波”让袁庚第一次感觉到改革的艰难。

　　由于改革中大陆出现了信仰和价值观上的严重困惑，原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和某部调研员曲啸等三人相继以有关青年教育的演说而成名。

　　1988年1月，3位“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与当地青年座谈。导火索是由曲啸的一个关于“淘金者”的说法引起的。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的，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润很高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

　　蛇口一青年反驳他：“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有意思的是，很生气的3位专家竟然在争论中拿出了大陆传统思想教育工作的“撒手锏”，让敢于挑战他们的青年亮出名字，表示要向上反映他们的问题。那位青年笑着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材料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那个递名片的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他们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蛇口争论的问题在当时对中国的思想解放意义重大。大陆的媒体流露出明显的对蛇口青年的欣赏与赞同。人们注意到了袁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他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那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蛇口用自己的方式回答李燕杰的问题——他们创办了3个在中国大陆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一个是招商银行，该银行起家于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结算中心是为了消除工业区内部企业分别到银行存款或贷款的时间差和利率差而建立的。结算中心运转两年后，袁庚正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创办招商银行。这一设想得到了当时的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全力支持。1987年，招商银行在蛇口诞生。现在招商银行被列为世界前500家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世界排名第13位。美国《环球金融》杂志称，招商银行是2000年度中国本土最佳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