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招商银行晚些时候成立的平安保险起家于蛇口的退休基金。1988年3月，平安保险公司成立，现在它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三大保险公司。第三个成果是1982年成立的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辖赤湾港和赤湾港石油基地两大上市公司，总资产42.8亿元人民币，净资产24.7亿元人民币。
关于一个改革“试管”的分析报告(下)
孤独的老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袁庚本身是一个多种矛盾的集合体。他是一个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立志背叛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了解西方在经济、文化上达到的高度文明却必须保持立
场坚定的中共党员，他的竞争观念、规则观念、效率观念、信用观念比当时一些大权在握的人超前20年。因此，他的优势与弱点无可避免地呈现在蛇口所走过的道路上。
得失之一：想用有限的权力搞一个“乌托邦”，在无形中给国家的干部制度造成压力，使民主选举、舆论监督无疾而终。袁庚一直想创造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环境”。他说，政治上要搞民主，把所有人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为此，他搞了民主选举蛇口管理层。3700个大学生和工程师中产生15个候选人，通过差额选举选出7个。袁庚还默许蛇口的报纸对他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拼命保护那些有可能被“以言治罪”的年轻人。这样一搞，左邻右舍就很有意见，并在无形中给国家的干部制度造成压力。有人说这是政治早熟，袁庚不同意，但这些做法在袁庚这个政治权威淡出后，立刻无疾而终。
得失之二：政府是否应该从企业行为中撤出？是需要一个强势政府，还是一个弱势政府？是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还是强化直接调控功能？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还争论不休的问题。蛇口在创业之初，政府干预经济的事情不少。《蛇口消息报》负责人奚尚仁说，袁庚的乌托邦梦想美丽诱人，但也有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原生性缺陷。袁庚曾拒绝了港资7大财团的入股倡议；搞了长期亏损的平南铁路；有“鳗鱼投资”的惨痛损失；有当年整个特区都靠贸易迅速致富，而蛇口却排斥贸易，错失超常原始积累机会的战略失误；袁庚现在后悔不已的是，如果当时没有种种个人的、社会的局限，让蛇口再走远点，都股份化，也许后来的行政干预就会少一点。更令他伤感的是，袁庚引为自豪的这三家企业，现在都已搬出蛇口。
得失之三：袁庚既有用政治生命做赌注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旧文人总想表白自己的清高和难以理解的谦让。典型的事例是李先念当初想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他却只敢要了9平方公里的蛇口。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决定建议提拔袁庚做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组部批准了。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对他的任职决定。他要求让他继续去当他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中组部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任仲夷，终于如愿以偿。对袁庚此举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身边人给的解释是：为了入党时的初衷。放弃职务和地盘，就是放弃了制定政策、立法和权力，放弃了改革的生存空间。
得失之四：袁庚身后再没像他那样的人出现，无法保证蛇口改革思路的连续性。思想超前、才华横溢、有资历、有权威的袁庚退休后，蛇口无形中丧失了它在大陆改革棋局中的分量和意义。
孤独的“招商之子”:先驱变成了大后方
22年前的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是因为招商局的介入，才摇身变为一个企业全资拥有并开发管理的国有工业区。它曾经的辉煌来自招商局，说到它的今天，更不能不提招商局。
2001年蛇口工业区的主要利润来源构成如下：招商供电公司9260万元；招商地产1.6227亿元；招商石化4708万元；招商创业1.2553亿元；招商港务（现已被招商局剥离蛇口工业区）8000万元。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蛇口工业区主要盈利点仍在房地产、水电等不可再生资源（招商创业就是生收房租的单位），蛇口在吃“老本”，而且许多“老本”来自历史性的垄断。北京《IT经理世界》记者曹建伟先生如是描述蛇口的没落：“20年，蛇口成就了招商局集团的繁盛，自身却逐渐褪色，”“一批高成长性企业逐渐搬离蛇口，华为和TCL的分支机构也正在筹备离开。相反，经营状况恶劣的公司却难清理出去。为了让经济贡献能力强的公司留在蛇口，蛇口可能不得不压低租金价格。”如此看来，“老本”能吃多久都成问题了。
这种局面从何而来，在未来又会如何延续呢？曹建伟认为，蛇口在招商局整盘棋中的地位由“先驱”变成了“大后方”，这一变化昭示了蛇口未来的命运。在1984年前，外资经济在蛇口这个“政策特权平台”上得到了有效输出，培养起了成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以至于在全球服装、玩具业贸易中，“蛇口价格”一度成为标准。此后，这个工业区的经济仍然在增长，但蛇口开始由盛转衰，这一年，沿海经济开发区兴起，至1988年达到293个，蛇口失去“试管意义”，并面临众多开发区的竞争。
此后，袁庚离任，外资及制造业迁移，石油、港口均难挽颓势；到1994年，蛇口原来产业衰败，陷入华侨城、深圳高新区、留学生创业区、龙岗工业区、南山开发区等包抄竞争中，守城吃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