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蛇口的母公司招商局，此时心态已不同于往日。通过蛇口已渗透到10多个产业领域的招商局，其参控股公司至2002年达250多家。对这个庞大的公司机构而言，蛇口的价值由“产业运作平台”逐渐变为“资本运作平台”。一些招商局的异地投资失败后，招商局以上市公司和蛇口工业区资产置换及售壳等方式，把不良资产剥离出来，留给蛇口工业区消化。一旦招商局需要保持核心上市公司财务健康，蛇口工业区作为国有企业成为最佳的资产置换平台，或者说是容纳和消化不良资产的最佳“口袋”。
对蛇口而言一种最危险的结果是，
如果招商局集团逐步把蛇口工业区的优良资产装入强势的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方便，其融取的资金并不主要用于改造蛇口，而是用于招商局集团在其他地区和产业的新扩张，使得蛇口工业区成为大量不良资产的“堆场”，那么，蛇口的彻底改造将可能永远成为口号。
关心蛇口的人们为蛇口“支招”：尽早完成股份制改革，并引入强势股东，为工业区注入大批资金和全新开发模式；尽快在医疗、教育、基本建设及社区改造等方面寻求深圳市政府的支持，退出“企业办社会”的角色；应根据地区特点和现存优势，锁定核心产业，获取最大收益，比如在深圳市政府的扶持下，把蛇口建成现代物流园区，或与深圳高科技园区衔接，发展高科技产业……
孤独的呐喊:超越袁庚你敢说吗？
如今的“海尔人”、“华为人”、“万科人”的名字，已经比“蛇口人”的名字更加响亮。广东的中山、东莞、惠州、顺德这些曾经看着蛇口眼热的地方如今早已超越蛇口绝尘而去了。蛇口这个充满政治意味的改革典型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界，正在向历史的深处退去。
2002年是招商局成立130周年，也许是这一点唤醒了人们的使命感，《蛇口消息报》很有勇气地喊出了“超越袁庚你敢说吗”的豪语。文章说，如今蛇口工业区里的人们，无论与自己的过去纵比，还是与国内的同胞横比，都可以说算是“富人”了；祈望二次创业中的人们，仍然有当年那种强烈的“穷人致富的冲动”。
这样的问话费劲地喊出来，没有人接。“富人要有穷人致富的冲动”的号召，竟让人不由想起当年蛇口抨击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蛇口虽然备显落寞，但它仍顽固地保持着自尊，甚至是骄傲。
虽然早已划归南山区的下属区，但蛇口人往东走，会说去“深圳”而不说去“去福田”或“去罗湖”；回蛇口，一定说“回蛇口”，而不是“回南山”。
这里的人们还有很强的“试管情结”。当时一个房地产界的专业人士苦笑：“我们搞了个不错的试验，结果发现没人学我。就开了两次推介会，结果还是没人学！我承认，我们还真是落寞的精神贵族。”
蛇口人一边自卫，一边也学会了自嘲，其中最难听的大概就是“蛇口现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局里的一块鸡肋”。
不知道蛇口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孤独。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版图中，全面开放已成大势，“试点”和特区迟早是明日黄花。
蛇口先天外向，自称他们“与时俱进”，此“时”乃欧美最发达国家的时刻表，他们跟内地用的不是一个时区。蛇口人习惯了他们向外学，内地向自己学。殊不知，“开放搞活”已成为过时的官方语言，WTO和全球化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的日程表。蛇口不但成了不再有人看齐的“落寞的精神贵族”，甚至一些早先的“创业者”也纷纷“二次置业”出蛇口，留下的房子成了出租屋，像一个个标本在诉说蛇口的历史。
蛇口先天有跟中央要权力要政策的优越感，有通过香港跟世界亲近的资本，却由此短于扮演跟地方政府TEAMWORK的下级角色。于是，擅长远交的蛇口眼看自己的发展受到用地瓶颈的限制，却难以像近邻福田、罗湖那样跟深圳市政府伸手要地。半球先生也不能不承认：“跟市政府不合作的确不明智，现在连深圳市地铁的规划也绕着蛇口走。地铁原来要走的是工业大道，后来改走后海滨路，2/3的蛇口享受不到地铁的好处了。”这话不论几分对，蛇口人的孤独和悲凉是真实的。
蛇口人吴大辉则直言“蛇口模式”注定要成为历史：一、“蛇口模式”只是在一个没有旧的错综复杂的体制环境笼罩下的小小新区域中的“创新试管”，一旦打破管壁，将试管的内容融于天下，其示范意义就受到了相当的局限，“蛇口模式”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二，“蛇口模式”是一个“怪胎”，它集政府和企业职能于一体。由于种种原因，既没能依靠政府的权力造就企业的迅速扩大，企业自身的定位在相当一段时期又模糊不清，因此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机会，使蛇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 （原载香港《凤凰周刊》总第8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