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成都的走失老人们再也没有一个临时栖身的“家”了。5月22日，被誉为“民间慈善家”的严帮国正式宣布，关闭其投资500多万元、目前是成都唯一的走失老人呵护站：成都祥和颐养中心。据5月2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64岁的严帮国说，他把自己开办近20年私营化工厂所赚来的钱全部用到了这儿，共为58位走失老人和138位颐养天年的老人提供过服务。
“现在钱用完了，只有关门。”富而思善，而后成为“穷光蛋”，所举善事也随之中断。严帮国的命运大抵是个人行善行为在当下中国的宿命吧。我们不懂的是，有那么多需要被赡养的人，那么谁又能够一力承担行善之重？对一个慈善事业尚不发达的社会来说，这种行善之重又将对人们形成怎样的心理暗示？而更重要的是，当个体的行善行为难以为继的时候，那些需要救助的人将怎么办？其实，这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慈善事业还处在“原生状态”，还很不成熟，大多属于个人行为，而没有形成良性的慈善机制。
一种运作良好的基金会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作为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基金会的民间、公益及非营利性特征，以及其具有的科学管理和对于慈善资金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它能够承担起这个重任。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假如祥和颐养中心能从相关的慈善基金会获得援助，能够享受到相关政策支持，它会早夭吗？
但我国目前的基金会制度发展得很不充分。据报道，在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慈善公益组织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基会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其一年运作的公益善款分别只有8000万元、6000万元、6000万元。
今年3月，穷各界数年之功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在我国正式出台。这部被称为第三次分配之主要“组织法”的法规的实施，无疑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也应当看到，它的真正“落地”尚需时日。最重要的，还要在完善基金会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提高各类基金组织对于慈善资金的动员及募集能力。
我们庆幸，在我们的社会依然有像严帮国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更冀望基金会管理制度早日真正“落地”，使那种一脉相承的“乐善好施”的传统不至在我们手中中断，使所有急需救助的人不再像成都祥和颐养中心的那些老人一样“心怀忐忑”，失去自己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