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宗群　邱明全

　　一位普通士兵的来信，在有关编辑和领导手中传阅着。他们在为邓小成惋惜之余，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经有关组织调查核实，姓名的一字之错确系笔误，邓小成不就可以重圆报考军校之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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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5月9日至10日，正当本报有关编辑多方打电话，了解有没有可能解决邓小成档案之疑时，高炮某团政治处告知，邓小成档案上还有一处涂改痕迹

　　5月9日至10日，邓小成，这个千里之外的普通战士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本报来信组的“热线”中。

　　邓小成的来信只落款驻闽空军高炮某团五连，没有署上军线电话号码。几经周折，终于在9日晚上查出该团的总机号码，才得以把电话转接到五连。副指导员吴根荣接过电话说：“邓小成是我们连队的兵，很优秀的，但他现在不在。”电话里，双方约定请邓小成次日上午9时等候本报的电话。

　　在与邓小成通电话之前，有关编辑先与高炮某团政治处有关部门一个同志通了电话，意外地获知邓小成的档案上还有一处涂改痕迹。政治处将有关邓小成档案疑点的资料传真到报社，现摘录如下———

　　根据今年学员苗子档案审查的有关规定，对其档案进行审查，发现该同志档案存在如下问题：

　　1、《男性应征公民入伍批准书》中的姓名“邓小华”与《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中的姓名“邓小成”不一致。

　　2、《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中出生日期“1982.4.27”有明显涂改痕迹。

　　依据上级关于士兵考生档案审查规定的要求，我们研究决定该同志不能参加全军文化统考。

　　这位同志在电话里说，当时他们找邓小成谈话时，因担心会给他造成太大思想压力，只点出了第一个疑点。

　　该同志在电话里补充道：我们将邓小成的情况曾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是，原则还是要坚持的，规定还是要执行的。他的军校梦想因此结束了，我们也为之同情，为之遗憾……

　　10日上午9时5分，有关编辑与邓小成直接通了电话，询问他是否在政审表上改动过年龄，邓小成说，他至今也没见过政审表，是谁填写或涂改政审表的，他不知道。

　　事情发展到此，按常规就算了结了。规定是铁板钉钉的，档案上的涂改也是清清楚楚的，邓小成本人也能够正确对待，各级也都表示了一定的关爱。但是“遗憾”却在我们心里挥之不去。如果我们站在邓小成这个普通士兵的角度想想，假如档案中的疑点不解除，他岂不如芒刺在背，还能安心工作吗？将来退伍后，他以什么名字到地方安置？是叫邓小成还是叫邓小华？年龄究竟多大呢？遇上考公务员、考大学等机会，他会不会同样因为档案上的疑点再被拒之门外呢？说不定，他要为这个疑点而烦恼一生。看来，这件事并未结束。“将错就错”不是应该出现的结局。笔误也许是难免的，但澄清笔误是应该的。

　　我们将情况反映到空军政治部后，有关领导明确指示将就邓小成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如果该战士反映的问题属实，应该给他一个圆满的答复。

　　高炮某团领导也对解决邓小成档案疑点问题作了安排，指示政治机关有关部门先与邓小成家乡有关部门电话联系，商讨解决问题之法。

　　在空军政治部和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的支持下，本报记者与高炮某团副政委一起到常宁市人武部调查

　　5月13日，我们飞到空军高炮某团，与几位团领导交换看法后，仔细翻阅了邓小成的档案，找到写错名字的公民入伍批准书和留下涂改痕迹的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认真查看他的全套档案材料，发现所有档案材料中，除公民入伍批准书上写的是邓小华，其它材料上都写的是邓小成，出生年月均是1982年4月27日。我们还赶到五连，请连队干部介绍邓小成的近况。最后，单独与邓小成推心置腹聊了聊，希望他相信组织，经过核实会做出正确的裁定。邓小成含泪点头道：“感谢各级组织和《解放军报》这么关心我这名普通士兵，不管以后能否考军校，我都会在本职岗位上尽心尽责干好。”

　　为了彻底弄清邓小成档案上的疑点，我们决定奔赴邓小成的家乡。5月16日是星期天，我们和该团副政委谢友平一起携带邓小成的档案飞到长沙，接着，又乘汽车赶到280多公里外的常宁市。

　　当天下午由常宁市人武部牵头，将当年参加征兵工作的军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请到了一起。他们传阅了该团谢副政委带来的邓小成档案原件，对上边的两处疑点进行甄别。据他们回忆，2002年12月征兵时，政审和入伍批准书都是由乡镇、市征兵工作人员填写，经市征兵办政审组审阅后，直到交接给接兵部队，所有档案都未经新兵本人过目，档案上的两处疑点可以肯定都与邓小成及其家人无关。市公安局分管户籍的一位局领导，看罢政审表上填写的出生年月日有涂改痕迹，当即冒雨去局里查看电脑里的户籍档案。一个多小时后，她从电脑上打印出一份邓小成的户口档案，证实出生日期为1982年4月27日，与政审表吻合。从中判定，政审表上出生日期之所以有涂改，是因为填写人先是笔误，自己发现后又用刀片刮掉误字填写成正确的出生日期。常宁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和常宁市公安局户籍股，分别就邓小成档案上的两处疑点出具了纠正证明。证明书原文如下：证明

　　邓小成，湖南省常宁市荫田镇观龙村人，1982年4月27日出生，2002年12月入伍，因工作人员笔误，造成邓小成男性应征公民入伍批准书上姓名和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出生日期一栏涂改，特此证明。

　　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盖章）

　　二OO四年五月十六日

　　离开常宁市之前，我们同市人武部领导、高炮某团谢副政委专程赶到离市区20多公里的荫田镇观龙村东头组。当我们冒着雨踩着泥泞走进邓小成家时，邓小成的母亲周双玉十分激动。人武部政委何志勇拉着她的手再三道歉：“是我们工作没做好，给你们家和孩子带来这么多麻烦。”谢副政委也动情地对她说：“请你相信组织，一定会给你们家一个圆满的答复！”

　　邓小成档案疑点的追踪调查算是圆满结束了，但不知为什么，它却无法使我们喜悦起来

　　我们不妨设想，假如当初征兵办在登记邓小成的政审表和入伍通知书时，多几分认真，何至于今日费这么大劲？假如接兵干部接收新兵档案后多瞄几眼，及时发现疑点，同样可以在带新兵入营之前，妥善处理好档案上的疑点；假如新兵入营后新兵连干部对每个新兵的档案都认认真真地过一遍，抑或是部队有关部门对每位新兵的档案都一丝不苟地检查一番，也不至于拖到现在。

　　然而，由于这些“假如”一次次被忽视，导致错过了一次次纠正的机会。

　　笔误也许任何人都不能避免，但是，对战士档案一个稍不留神的笔误，会给战士考军校、退伍返乡、安置工作乃至政治生命带来多少麻烦和多大的负面效应？

　　所以，当我们看到邓小成感激的泪珠，听到邓小成父母感激的话语时，我们没有为之喜悦，反倒感到羞愧。因为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事。

　　无独有偶，近一年来，《读者之友》专版先后收到过十几位战士来信，反映因为档案上不应有的差错破碎了他们上军校的梦。我们怎能不为这些战士深表同情，深感惋惜呢？我们无意指责那些因笔误而给战士档案造成疑点的同志，只想恳切地请他们扪心自问：如果你笔下填写的档案材料是你兄弟姐妹或亲戚朋友的，你会笔误吗？

　　档案不允许涂改，不允许有差错，这是无可非议的。一旦出现疑点，还是要先查清是战士本人或其亲属所为，还是征兵办所为。如确认非个人所为，就不应该让战士来为他人的笔误承担后果。

　　邓小成是幸运的，且不说他能否参加今年的军校招生考试，他毕竟得到这么多人的关爱，上至空军机关，下至团队、家乡军地单位，多少机关，多少领导为他操心。对待档案差错，当地军地有关部门实事求是，知错即改，没顾及自己面子，没有任何“扯皮”，把档案中的疑点全部“排除”，纵使他退伍回家，再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但是，我们恐怕难以承诺对所有因笔误造成疑点的战士档案，逐一调查核实。因此，我们衷心希望各单位都重视战士档案的复查工作，特别是在征兵时把好档案审查这个第一道“关口”。因为无论是戎马生涯的老将军，还是刚入军营的新战友，都有一份由组织保存的“档案”。它是每一个人生经历的准确记录。

　　让我们始终记住一句话：士兵利益无小事！来函照登怎能因别人的一个笔误而让我终生遗憾

　　4月底，本报《读者之友》专版收到一封战士来信，诉说档案上的疑点给他带来的烦恼。全文如下（注：凡括号内的文字为编者所加）：编辑同志：

　　您好！

　　我叫邓小成，系空军高炮某团五连的一名战士，提笔给每天陪伴我的《解放军报》写信，是想倾诉一下我所面临的困惑。

　　2002年（底），刚（中专）毕业的我，带着对军营的向往和建功立业的梦想，报名应征。在符合参军所有条件后，（于）2002年12月1日，经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武装部批准入伍。入伍一年多，我积极工作、努力锻炼，年终总结（时）被评为优秀士兵，（并）于2003年7月1日转为正式党员。之后，被连队（指定）为新兵专业训练电话班教学组教练员。

　　在军营磨练了一年，使我更坚定了立足军营，实现人生梦想的志向。2004年3月20日至21日，团组织士兵军校招生预考，（我）取得全团第二名的好成绩。

　　但在此后调阅档案时，却发现我的入伍批准书上名字是“邓小华”。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我所有的档案材料都是“邓小成”，唯独入伍批准书上（写的）是“邓小华”。后经反复查证，最后证实是由于经办人的疏忽，把“成”字写（为）“华”字。

　　南京军区空军关于2004年士兵招生考试有硬性规定：凡有涂改、差错，一律不得报考。所以在此后确定的统考人员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那时，（我）伤心落泪了。（自己）付出那么多的努力，结果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的梦想，怎么可能因为某个人的笔误就断送了呢？我想，虽说我们部队立下“……凡有涂改、差错……一律不得上报”的规定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但对于一个能完全说明清楚的情况……怎么连一个“纠错”机制都没有呢？为什么一个在很多环节就能被发现的低级错误，非要迟到考学前夕才告知我呢？倘若考学是每位士兵的应有权利之一，我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做出解释呢？

　　这是我的困惑。像我这样的情况，在制度层面上是否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纠正的途径了呢？

　　梦想的破灭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我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因为我是一名优秀士兵！

　　我不会因此而消极，依然会干好本职工作，把新兵带好；我也会坚持文化学习，或许为日后回地方（参加）高考（作准备）。但是，我热爱军营，我对梦想还抱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梦幻。

　　我还想到，全军是否还有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士兵，他们是否也因为（某些）工作人员的疏忽而造成终生的遗憾？倘若有，是否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是否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建立相应的纠错机制，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此致

　　敬礼！

　　士兵：邓小成

　　2004年4月2日(解放军报 2004年05月26日 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