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假证致富的双刃效应(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26日08:03 潇湘晨报

文图／本报记者　欧阳洪亮　通讯员　朱继辉　　没生意时，同乡聚在一起打牌

　　假证经营者在街头拉生意

　　赚到钱后回家盖起新居

　　假证本子主要来自湖南邵东、浙江温州等非法地下印刷工厂。

　　村里在外制假证的回家过年时，一家伙开回4辆奥迪。

　　假证像一个黑洞，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甚至一些乡镇干部、国家公务员、教师，也抵挡不住诱惑，辞职加入制假证队伍行列。

　　由于获利的丰厚和行为的普遍性，村民们作假违法的观念正变得淡漠，作假在群体观念中逐渐合法化，作假不再感到可耻。

　　“是假证害死了他”，谢玫（化名）流着泪哀伤地说。

　　5月16日清晨，谢玫再次离开双峰动身去山东，年迈的婆婆和两岁的女儿送她到村口。

　　今年正月十二，谢玫和丈夫谢红标跟随村里人到山东泰安贩卖假证。3月份的一天，谢红标被另一伙制假证者雇人绑架，并敲诈勒索3万元。两天后两人寻机逃出，谢红标慌不择路，结果被车撞死。此时距他离家还不到一个月，其间，他还只接到“一笔单”，赚了80元钱。此次谢玫就是去处理丈夫的后事，并把丈夫的骨灰带回湖南双峰老家安葬。

　　“双峰至少3万人经营假证”

　　在谢红标所在的双峰县吴湾铺村，据村民统计，外出贩制假证的有上百人之众，主要散布在山东，广东等地。而在走马街、洪山殿、甘棠等贩制假证成风的乡镇里，贩制假证者几乎倾“村”而出。据了解，目前双峰县农村劳动力50万，全县耕地面积59万亩，按照国家丘陵地区每个劳动力耕种6亩的标准计算，全县只需农业劳动力9．8万人，因而农业人口中存在40．2万剩余劳动力。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在就业压力中寻找出路，双峰县农村目前在外劳务人员为19．3万人，劳务经济解决了双峰县19万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这19．3万人中，据双峰县某机关一工作人员分析，至少有3万人是从事假证经营。采访中，一些假证经营者则认为这个数目至少是五六万。走马街、洪山殿、蛇形山、甘棠等乡镇的在外务工者十有八九是贩制假证的。

　　“村里1000多人，在外制假证的至少有500百人，村里除了老弱病残就全部外出（制假证）赚钱了。”走马街镇某村村支书说。他承认自己也曾在外制过几年假证，赚了点钱后歇手不干了，回家建了一栋漂亮的楼房。村民们推举他当了村干部，后来又当了村支书。“村里太冷清了，我这支书好像没什么事，好多人都在外面制假证。”支书家里也很冷清，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

　　5月17日、18日，记者走访了甘棠镇赛田村、印塘乡吴湾铺村、走马街镇枫树村等村，所到之处冷冷清清，几乎见不到青壮年。走进农户家，迎出来的都是老人和小孩。老人们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在深圳制假证4年，刚刚洗手归来，并将自己亲身经历写成一部书稿《全国最大的假证团伙——东南亚证件公司内幕揭秘》的青年阿辉（化名）告诉记者，“所谓打工就是在外制假证”。在一些村里，不少农户人去楼空。在赛田村一个房屋聚集点，记者粗略一数，有三四户铁将军把门，门前的坪里长出茂盛的青草，绿绿地照着落寞的庭院。由于村里人少了，村间一些原来经常走的路鲜有人迹，竟也荒得长出草来。下午4点多，一群欢蹦乱跳的学生放学回家，村里才恢复了一点生气。

　　阿辉说，“在深圳某人才市场附近，有个有名的假证一条街，街两边成天站满了接制假证生意的人，有人经过时，都会有人探头问‘制证件吗？’，而每天只要巡警定时一出现，他们就会一哄而散，过一阵又聚拢来了。”“在这里基本上可以讲双峰话。”阿辉说。在这些揽生意的人中，甚至还有五六十岁的老人和10来岁的孩子。他还说，在深圳制假证的双峰人有四五千。记者接触的一个在长沙制假证的双峰人说，在长沙做假证的至少也有上千人。

“假证产业”如同黑洞　　“假证本子的来源主要是浙江温州、湖南邵东等非法地下印刷工厂，上到出国护照、房产证、各类资格证，下到各种毕业证、身份证、准生证等都有。”阿辉说。

　　这些证件由专门的批发商从厂家直接进货过来，发给各个具体加工制作假证的老板。老板有一个专门的加工作坊，设有电脑、打印机、烫金机、钢印等工具，每个老板手下有数十甚至上百人不等的揽活队伍。他们基本上是老板从自己家乡或亲戚中拉过来的帮手。这些下线三五成群，在流动人口较多的街道、火车站等地揽活、接单、送货。采取上街发名片、搭讪询问、或在街道留下联系电话等方式揽活。接到单以后就和老板接头，交由老板定时制作。

　　下线每接一单获利丰厚，接一张身份证的价格至少是100元，而交给老板去制作只要10元，至少可获利80元。接一张大学毕业证价格在150元以上，老板只收15元，一张房地产证价格在300元以上，老板制作价格为20元。而老板加工一张普通假证的成本一般只要0．5－1元钱。下线每天只要接三五单生意就可以得到数百元收入，而老板每天一般至少可做上百个假证，每天获利至少上千元。

　　而一些帮工在熟练了操作程序之后，就另起炉灶，自立门户，成为新的老板。新的老板又网罗一批家乡的亲戚朋友做帮手。如此循环往复，卷入贩制假证队伍的人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在城市黑暗的角落，庞大的制假证队伍组成各种分散或紧密的集团，像暗瘤一样踞有各自的地盘。

　　阿辉说，假证最初在邵东发迹，在双峰零星显形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然而凭借这种同乡同村家族式的扩展模式和丰厚的利润诱惑，假证产业像传销网络一样迅速扩张。在双峰，最初只有走马街镇人制假证，后来逐渐发展到周边的洪山殿、蛇形山、然后向东蔓延到杏子铺，向西蔓延到印塘、甘棠等乡镇。假证像一个黑洞，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甚至一些乡镇干部、国家公务员、教师，也抵挡不住诱惑，辞职加入制假证队伍行列。

　　一个村有50个人坐过牢

　　贩制假证无疑是一项“高危作业”。

　　尽管制假证者组织和行动均非常隐秘，但十有八九还是被公安机关抓过。被抓进去的总会吃点苦头。轻则被拘留，重则被“判刑”。但是暴利让他们铤而走险，“前仆后继”。

　　在赛田村，记者和一群村民聊天时，问及村里有多少人因为制假证而被判刑，两个村民扳着指头算开了，“一队4个，二队3个．．．．．．”结论是：“有18个”，“可能还有没有点出来的”，一个村民强调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并称有几个还是二进宫三进宫了，至于被抓到公安局的事更是家常便饭。赛田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称，当初他外出制假证，在太原一家旅馆，亲眼看到20多个同伴被公安一锅端抓走。

　　而据走马街镇某村村支书说，该村因贩制假证坐过牢的至少有50个，好多人刚出狱就又重操旧业。“制假证被判刑的一般都一两年，比较轻。”支书说。

　　贩制假证者的“风险”还来源于同行倾轧。“不同的假证集团经常会出现地盘和利益之争”，阿辉说，“因此经常会发生团伙之间黑吃黑的事件。”许多老板都有过被敲诈的经历。一般情况下，是被对方掌握了“工作室”的地点或者犯罪的证据，才被一些黑势力或者是竞争对手雇佣的黑势力敲诈。往往先是遭到毒打，然后被索要巨款。因为从事的是违法活动，被敲诈者往往不敢报警，只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乖乖私了。

　　“没人再相信勤劳致富”

　　当地一些人调侃，“假证产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这种“原始积累”所带来的变化，却不能不令人注目。

　　记者从娄底到双峰，途径洪山殿、走马街等乡镇，沿路举目可见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有许多房子修建得还十分豪华。当地人说，这些漂亮房子好多都是在外面制假证赚的钱建的。绝大部分外出制假证的农民赚了钱之后，在老家建起新房子，然后洗手上岸，从事别的合法行业。

　　甘棠镇赛田村村民李某制假证赚了百来万，回乡后在镇上建了一栋四大间的楼房，开了旅馆，还办了个溜冰场。“我的房子装修是当地最豪华的”，李某不无自豪地说，现在他每天就是打点牌，日子过得很是悠闲。在甘棠镇赛田村有一片当地人称之为赛田开发区的地方，新房林立，显然是该村有钱人聚居的地方。村民告诉记者，开发区的房子百分之八十是在外面制假证的人建的。

　　阿辉说，这些人一般都是在假证经营链中处于最初级的揽生意接活者，还不是最赚钱的假证经营者。“一些大规模制假证的老板和批发假证本子的批发商才是真正赚了大钱的。”这些人有的在外面办厂子，有的在深圳、广州等大城市落户，买房买车成为城市居民。据走马街镇枫树村村支书说，全村制假证产生的百万富翁至少有10个，而该村尚不是当地最富裕的村。

　　该县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创造的纯劳务收入，占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39％，其中现金流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4％。在这个数字中，制假证创造的收入无疑占有相当比重。

　　一名乡镇工作人员说：“制假证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对于村民外出制假证的行为当地政府无从掌握，也无法制止。”

　　但“假证产业”给当地农村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是不少当地人深感困惑的。

　　据该县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耕地抛荒总面积达到20026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10％的外出人员责任田抛荒。在外出制假证人员较多的走马街、甘棠等乡镇，田地抛荒现象比较严重。走马街镇一名工作人员说，政府依国家政策对农民进行粮食直补，一亩田补贴了20元，但是“依旧没有大的起色”。

　　由于制假证者长期在外，一般又租住在比较隐秘的地方，长期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因此计划生育基本上处于放任状态。甚至还有一些村民专门为躲避计划生育而跑出去制假证。记者在赛田村粗略统计，该村一个村民小组就超生了6个小孩，全部系在外贩制假证者超生。阿辉说，在深圳他所呆过的制假窝点超生现象非常普遍，一些人长期不归，想生几个就生几个，还有的发了财，财大气粗，养得起，有对夫妻生了6个。

　　外出制假证者的子女大多是寄放在年迈的长辈身边，孩子的教育基本上呈放任状态。许多孩子因为没有好的教育而变坏或成绩下降。“下一代没有培养好是农村一大隐患。”双峰县一人大代表说。

　　成千上万农民通过制假证而迅速发家致富，也使得当地村民固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受到冲击。“没有人再相信勤劳可以致富”，一个靠贩假证发家的小伙子说。

　　“由于获利的丰厚和行为的普遍性，村民们作假违法的观念变得淡漠，作假在群体观念中逐渐合法化，作假不再感到可耻。”双峰县一人大代表痛切地说。在双峰一些乡镇，一些假证暴发户奢侈成风，这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当地人。“村里在外制假证的回家过年，一家伙开回4辆奥迪Ａ6”，每年过年那一阵子才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家家户户比赛似的看谁家爆竹放得响放得多，有的人家甚至放了上万元爆竹。一些人暴富以后，嫖赌毒、包二奶，不少家庭由此破裂。

　　版权声明：若采用本版稿件，请一定要支付稿酬，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迷住男人的数码武器
	命运我把握好运不错过	注册财富会员人人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