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徐寿松5月26日报道：全球扶贫大会26日在上海召开，扶贫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世界为中国在20多年里将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锐减到2900万而瞩目时，人们同样发现：眼下，减贫的空间越来越小，速度明显减慢。要续写中国新减贫“奇迹”，“向贫困宣战”的主体不应该只是政府，扶贫的行为也不应仅停留在道义的层面。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对于先富起来的人来说，扶贫都不仅仅是行善，更是社会责任。
在很多人眼里，扶贫是政府的事，与多数人无关，更谈不上责任。其实不然，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每个人。如果一个城市被聚集在周边的大量贫困人群所包围，那它很难说有常态的稳定，城里人会为“安全感”付出更多的代价。目前，很多城市的治安需要从贫困积累的城乡结合部的“源头”抓起，这已从一个方面说明：贫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贫困人口不仅仅是某一地区的社会问题，更是对其周边甚或更大范围内可能产生潜在影响的社会问题。减少、缓解、消除贫困是社会经济统筹发展的需要，是东西之间、城乡之间、先富者与后富者之间协调、平衡的要求，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近年来，政府的扶贫工作不可谓决心不大，投入之多、成效之巨，实属空前。目前我国年收入在637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已减少到2900万，年收入在865元以下的低收入人数减少到6000万以下。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贫困人口数量减少，扶贫工作难度却加大”。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社会保障系统薄弱和自身综合能力较差等因素，现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还很脆弱，容易返贫；而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一般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展程度低、社会服务水平差的地区，那里的投入和产出效益反差较大。一句话，减贫的空间越来越小，难度越来越大。这一现实表明：扶贫的重任再也不能只由政府一肩挑，贫富分化这一社会性问题的解决还得有赖于全社会参与——众人拾柴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责任行为。
当前，在唤起扶贫的社会责任意识方面，最需要唤醒的是先富起来的人们。与普通人相比，富人更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因为富人支配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可目前，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先富起来的人手里，而这20％的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量的10％。当然，正如货币天然不是资本一样，富人不是天生的慈善家。靠树立功德碑之类褒奖善行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从法律的层面来倡导、规范财富拥有者的散财之道。譬如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财富的流向：凡投入公益事业帮贫济困的资本可依法享受一定幅度的免税。眼下，采取此类政策的前提已具备、时机已成熟。
只有全社会形成了视扶贫为责任的法律、政策、文化的环境，只有扶贫成了社会责任感驱使下的自觉行动，而不仅仅是行善的自发行为时，才会带来更多的人捐资做各类的公益事业，譬如教育、医疗卫生、环境，而非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救济。诚如是，消除贫困的目标才会更靠近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