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法治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公认的成就，然而，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不法行政”现象比较突出。近日，《半月谈》刊文指出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文章列举了“不法行政”的种种“怪现状”，诸如以法争权、借法牟利、恣意用法、与民争利、神秘行政等等。
文章认为这些现象是“怪现状”，言下之意无非是这些都是我们的社会中“本不应该
”出现的。按道理来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会干出损害人民的事情来呢？长久以来，我们也以为，政府只行善不行恶，是“天使般的统治”。在这种观念之下，一出现“不法行政”现象，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怪现状”了。但笔者以为，这“见怪不怪”。
美国宪政学者麦迪逊在他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言下之意，因为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政府。政府作为社会的代理人，在政治环境中，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也是一种类型的“经济人”。在“经济人”利己主义的动机中，会产生一种与“经济租金”相结合的趋势，由此而产生“寻租活动”，这是腐败产生的根源。正如布坎南认为的那样：“政治家……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同样，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权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它的特性就是只有当遇到界限的时候才会停止。权力无“休止界限”也告诉我们，政府的统治不是天使的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
即使是没有恶意的政府行为，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不法行政”。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会受到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因此，政府在取得“规模效益”的同时，理所当然要使用政府权力介入到产权安排中，而这种介入又会对个人的财产权利造成损害。政府是由人组成的，在经济学上来说，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政府也是如此，它的决策充其量也是一种“有限理性”，政府作出的决策永远无法最好。
认为“不法行政”是一种“怪现象”的思维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性。在“怪现象”的逻辑下，我们在寻找“不法行政”的根源时，更愿意从官员素质、思想道德状况等原因出发，也使得我们的制度建设容易剑走偏锋，常常有意无意地绕开了关键性的问题。英国哲学家休谟有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认为人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人人都应该被假定为无赖”。从这个意义出发，正因为政府的统治不可能是天使的统治，因此，我们在制度设计时，就要针对其由普通人所组成的特点和弱点，更加精心地设计方案，尽力避免和防止留下漏洞和疏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