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奶粉、劣质龙口粉丝、毛发酱油、红心鸡蛋、工业盐泡菜，一件又一件的食品安全事件尘埃尚未落定，近日广州市白云区又出现了令人发指的“毒酒事件”，不法分子竟然用工业酒精勾兑出散装白酒残害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生命。在这一事件中共有11人中毒身亡，50多人中毒入院。这些中毒者大多是进城民工。

　　目前虽然制造销售“毒酒”的6名主犯已被批捕，但这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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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又一个亟待政府主管部门反思的新问题：那就是受劣质食品危害最大的是进城务工者，加强城乡结合部的食品安全监管迫在眉睫。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受劣质食品危害最大的是进城务工者，因为他们的购买力有限，较易受哪些“便宜”的商品吸引，同时鉴别产品真伪优劣的意识和能力也有限。现有消费保障体制对他们的保护也相当不力。

　　记者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见到了26岁的何志辉，他10日陪父母喝了甲醇勾兑的散装白酒之后，与父母相继中毒入院。何志辉向记者坦言：1997年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湖南耒阳来广州打工，至今已快7年了，但始终对城市有一种隔阂，尤其是买食物觉得不放心。“假酒事件”之后，他变得更没有“安全感”了。何志辉说，18日她姐姐来看她，带来一些饼干，他尝了一口觉得不对，一看生产日期，果然过期了。

　　何志辉和父母住在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的一个出租屋里，周围聚居的大多都是和他一样从湖南来广州打工的“老乡”。大家平时买菜都是在钟落潭镇农贸市场，这里的东西便宜，但是质量无法保障。何志辉说，他们家有一次买了10斤1．5元一斤的大米，做出的米饭难以下咽，又舍不得倒掉，只好勉强吃下去，这10斤米一家三口吃了10天都没吃完。

　　何志辉说，在湖南老家的时候他们也是买散装白酒，但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假酒事件”。不仅如此，酱油、陈醋、豆腐等都是从村里的家庭作坊里买散装的，大家都吃得很放心。因为买卖双方“乡里乡亲，知根知底”，谁要是赚了“黑心钱”，肯定会遭到全村人一顿好骂。可是到了城里之后，情况完全变了，根本不知道买的食品是谁生产的。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处副处长许嘉迅说，城乡结合部的居住者大多是进城农民，他们依然受传统生活习惯和低收入的制约，容易成为造假分子的目标，这是造成城乡结合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首要原因。这些城乡结合部的消费者大都对农贸市场和路边食品店缺乏警惕。受害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他们在老家时，祖祖辈辈都是从附近的酿酒作坊买散装酒来喝。来广州之后，也自然而然地到路边小店买散装白酒。一些来自外地的地下酿酒作坊的老板也顶撞执法人员：“我们从秦始皇他爷爷那一辈起就是这么酿酒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买来勾兑的是贴着“食用酒精”标签的工业酒精。

　　城乡结合部虽说已纳入城市，但目前还是无法摆脱乡村的一些固有特点：地域广阔，住宅分散，且民居点不像城市那样有序，有些民房连门牌号码都没有。执法者若没人带路的话，要找一个窝点很难。到了某个村庄，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关着门，怎知里面的人在干嘛？不少农民就在自家的某个房间里开起酿酒作坊，或者采用“前店后厂”的形式，这些都不是城里来的监管者所能轻易发现的。

　　城乡结合部为何出现“管理真空”？

　　记者了解到，“毒酒”一路绿灯，受害最大的是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工。不少执法者向记者坦言：从政府管理角度看，处于动态发展状态的城乡结合部存在严重的监管漏洞。

　　监管力量严重不足，部门之间未形成合力

　　监管力量不足是造成城乡结合部假冒伪劣横行的重要原因。以“毒酒”发源地广州市白云区为例：白云区是广州市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总面积9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香港；总人数180万，下辖24个镇，有8000多家工业企业；但整个白云区负责质量技术监督的人员仅有20多名，平均每个人要管辖近40平方公里的范围，几乎是每人管一个镇。而且，这些监管人员管理的范围还包括锅炉、电梯等多个项目，能使用在食品监管上的力量极其有限。白云区质量技术监督分局的一位同志告诉记者，他们的监管设备也十分有限，整个分局只拥有3辆车。白云区地势复杂、路途遥远，由于执法检查频仍，3辆车几乎已不堪重荷。

　　多头管理，最后是谁也不管

　　也有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城乡结合部的食品安全由工商、质监、安监等部门实行“多头管理”，但事实上，由于对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吃力不讨好”，各个部门都宁愿将监管重点放在城里，在城乡结合部并未形成监管合力，反倒经常出现一些各部门互相推诿的状况。比如对于一些“前店后厂”式的小作坊，究竟属于流通领域还是生产领域？究竟是该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还是由工商部门来管理？再比如对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踢皮球”的过程：房管局不愿管，踢到公安局；公安局也说，自己的事情本来就够多了；最后，广州市政府不得不亲自抱起了出租屋这个“没人要的孩子”。

　　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指出，目前广州在食品安全方面，行政管理是一块，行政执法是一块，技术监督又是一块，各自为政，在管理上没有整合好，没有一个负责到底的部门。每次广州食品安全方面一出现问题，总是要“拉网式”、“地毯式”检查，多个部门就出动了。但是到底该哪个部门负责、出了问题该追究谁的责任，目前根本没有明晰。

　　相关法律缺位，惩罚力度不够

　　广州市一位负责食品安全的同志告诉记者，对于以散装白酒为代表的“裸装食品”这种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特有的形式，国家缺少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些散装食品一般都来自传统工艺，不需要太多的生产设备，一个灶台，一个小油锅或者一个小烤箱就能生产，未纳入工业产品管理范围，无任何证照。但是，这种形式的产品又确实出售了，对其该如何管理？现有的法律并未对此予以明确界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制酒行业的生产许可证应该由谁颁发、应该在颁发营业执照之前还是之后颁发是广东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这一关系尚未厘清。对于酿酒企业能否生产散装白酒，各个部门也说法不一。法律的模糊不清给执法者带来极大困难。

　　处罚力度太小也给执法者造成了监管难题。据了解，对于无证照的食品生产者一般处以违法生产货值15％至20％的罚款，这一处罚力度根本不能对违法分子形成威慑。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执法取证难

　　另外，在城乡结合部，由于乡村社会遗留下来“地方保护主义”，执法者对违法分子“取证”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处副处长许嘉迅向记者描述他在一次执法当中遇到的情况：稽查人员在一个村子里查出了一个无证的地下酿酒作坊，但作坊内的五六个人员都说自己“不是老板，是来走亲戚的”。村里人都有心保护作坊主，没有人愿意出面作证。另外，由于城乡结合部出租屋里的人员身份、行踪不确定，也给非法制售创造了条件，给监管和打击带来了困难。

　　直到今天，两个“毒酒”窝点的1600多斤工业酒精当中依然有40多斤不知下落，成为一颗颗随时可能致人于死地的“定时炸弹”。直到16日，还有人在饮用甲醇勾兑的白酒；直到18日，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的中毒人数还在增加。

　　不知去向的40多斤工业酒精还将衍生怎样的罪恶？目前，广州白云区、花都区等城乡结合部具有最大的“嫌疑”，其他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也可能成为“夺命”工业酒精的新的窝藏点。各部门正在紧急清查40多斤“夺命”工业酒精的去向，以彻底消除进城农民工和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隐患。

　　撰文：新华社记者郭莹玉吴俊

　　摄影：刘大

　　新闻背景

　　广州“假酒中毒”

　　广州“假酒中毒”事件最早发生于5月11日晚：湖南衡阳籍民工邓某当晚到白云区钟落潭镇医院求治，后转到157医院，但抢救无效死亡。当晚，白云区红十字会医院收治的1名病人也抢救无效死亡。

　　12日晚，白云区太和镇报告有3人怀疑饮用毒酒，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13日，白云区竹料镇报告有2人、钟落潭镇报告有1人怀疑饮用毒酒死于家中。

　　经过调查，毒酒是这样流入市场的：不法商人李某将工业酒精销售给天河东圃化工城的程某，程又转手销售给越秀区一家生物化工物资公司的易某，易某接着将这批工业酒精分别卖给钟落潭镇散装米酒底下生产窝点的易树发以及太和镇地下窝点的易辉发（均为广西人）。这两个窝点将工业酒精勾兑成散装米酒在钟落潭镇、太和镇等地的市场销售。目前涉案的12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评论

　　“夺命酒”为何能够敞开卖？

　　随着广州发生的“毒酒”事件的源头与传播途径逐渐浮出水面。一个问题也随之不容回避地凸显在世人面前：为何不法分子能够如此明目张胆？为何这些“毒酒”从生产到出售每一个环节都如此顺畅？

　　据了解，这些“夺命酒”事发之前都在市面上堂而皇之地出售。追究产销过程，似乎各个部门都在为“毒酒”大开绿灯。从原料来看，要取得工业酒精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执法部门在事发后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像涉案的李某、程某这样未办经营许可证就大肆销售工业酒精的不法商人在广州大有人在。而广州市安监局提供的数据也表明：广州有3784家涉危企业，但截至到今年4月为止，只有150家涉危企业取得了经营许可证。绝大多数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涉危企业是在违规经营，一些酒精销售企业连最起码的购销记录都没有。一家甲醇公司的老板在日前接受检查时说，他一天出货1600斤，谁来提货就卖给谁。这都为不法分子利用工业酒精勾兑“毒酒”造成了可趁之机。

　　而酿酒行业的门槛之低也令人触目惊心。据广州市质监局副局长陈树新介绍，按照广东省1998年通过的《广东省酒类专卖管理条例》，从事酒类生产的企业必须取得《卫生许可证》和《酒类生产许可证》之后方可获得营业执照。但执法人员在最近的检查中发现，广州不少酿酒作坊根本没有《酒类生产许可证》，却有了营业执照，执照上还写明可以“自产自销”。不少农民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开起了酿酒作坊，卫生安全无法保证。执法人员日前在白云区查出一个家庭式的小酒作坊，蒸煮米酒的灶台铁锅竟然安在猪圈里。作坊主人的理由是：酿酒后的酒糟可以用来喂猪，为图方便就在猪圈里酿酒。

　　在销售这一环节上，这些散装“毒酒”也无须作出过多的“隐蔽”。事发后，记者在广州的一些超市、农贸市场和小士多店依然看到散装白酒出售。据了解，对于瓶装酒，只要看看酒瓶外包装上有没有厂名、厂地和生产许可证等标识即可辨别。但对于散装白酒，一般由厂家整瓶送来销售，零售时瓶上并不需要什么特殊标识。

　　从原料到生产、从生产到流通，整个过程都如此简单易行，这也就难怪“三无”的“夺命酒”会轻而易举落入老百姓手中，夺去一个又一个生命。如今的广东已开始发动大规模的清查“毒酒”行动，曾经“敞开卖”的散装白酒纷纷撤下柜台。但是，终结“夺命酒”，不是仅靠一声令下撤下柜台就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