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产业工人的市场化观念进一步增强，其生产生活状况、思想心态甚至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凸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研究室的专家李滨生和安建华介绍，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法，工人阶级队伍包括产业工人、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团体）中的经营管理者以及广
大干部、知识分子。其中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那些在各类企业中从事有组织的劳动，进行物质资料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现代大工业和新兴产业相联系的工人以及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民工。他们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高度的团结协作精神，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物质生产力和技术创新力。
以国家现有统计资料为基础推算，目前中国近2.5亿城镇就业人口中，约有6500万名职工属于产业工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26%，其中制造业约3800万人；从年龄分布上来看，30岁-40岁之间的中青年工人约有2500万名，占就业产业工人总数的38.5%。目前，这些产业工人分布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其身份也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之分。
近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给产业工人队伍结构带来了较大影响，其内部显现多元化特征：在一些效益较好的垄断性行业和企业，职工收入较高，心态平和，对未来充满信心；在外资或者合资、私营企业中，年轻工人较多，他们普遍期望受到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今后择业的竞争力；而一部分在老工业基地或一些中小企业工作的产业工人，生活状况不佳，感到自己的付出与所得到的报酬不符，心态失衡，甚至用一些偏激行为表达自己的不满。
目前，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出现“六多六少”新变化，这“六多六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工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但职业技能和技术水平相对下降。据对有关统计资料的分析，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程度的产业工人约占产业工人总数的40%，这一比例比过去有了明显提高。但从另一方面看，高级技术工人和工人技师不到总数的10%，熟练工和初级技工占了近40%，大量产业工人从事的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据对黑龙江、重庆、四川等老工业基地调查的情况分析，产业工人技能水平相对下滑，已成为发展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迈向制造业大国的步伐。陕西和上海的不少一线工人都提出了对技能培训的迫切要求。另外，还有不少下岗和离岗工人由于缺少技能，再就业难度很大。
第二，产业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较大提高，但增长速度比较缓慢。调查发现，产业工人的整体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收入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由于对产业工人的劳动用工、医疗保障、住房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完善，有关产业工人切身利益的一些政策未完全落实，使他们过多地承担了改革成本，与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等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正逐步拉大。而且，不同行业和所有制之间的经济效益差别，也造成了不同职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差距。一些身处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和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工人成为新的特困阶层，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也是一些地区职工心态失衡、频繁上访的诱因之一。
第三，产业工人就业流动性增加，对企业的依附感和归属感下降。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彻底打破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职工一岗定终身的就业模式，产业工人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流动变得频繁起来。很多工人逐渐从被动转岗、下岗到主动竞争择业，就业观念开始自觉地与市场经济接轨。此外，由于一些企业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对工人技术、技能培训，不重视工人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不注意培养和维护职工群众主人翁精神，使不少产业工人认为自己就是靠打工吃饭，直接影响了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感。在全总一项“职工选择工作时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的调查中，最多的受访者（33%）选择了“稳定的工作”，其次才是“养老、失业保险制度健全”（23.4%）、“收入高”（21.9%）和“能发挥专长，有发展前途”（10.6%）等。这也反映出产业工人目前职业的稳定感较弱。
第四，以合同制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劳动关系为越来越多产业工人所接受，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亲和力有所减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由过去留恋计划经济时代“铁饭碗”过渡到普遍接受劳动合同制，明确了工人与企业在权责利方面的关系。安建华认为，企业经营管理者与普通工人的根本利益从整体上说是一致的，但由于一段时间以来，彼此间在经济利益、民主权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拉得过大，近年来他们之间的矛盾有逐渐尖锐的趋势。全总的调查显示，经营管理者和工人在收入分配、住房安排、医疗保险甚至发展党员等客观指标上以及对各项企业内部政策的态度、改革举措的看法等主观指标上都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导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同在屋檐下、心态各不同，以往的那种亲和力正逐渐淡化和消失。
第五，生活负担增加，对未来奢望较少。在一些传统产业中的典型困难企业，低收入工人同时还承受了医药费长期不能报销、各种福利待遇难以保障、住房紧张和子女教育费用沉重等压力，他们普遍对自己的未来不敢抱有奢望。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地加快推进劳动保障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但由于医疗保险改革刚刚起步，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职工认为起付线过高、个人负担比例较大；企业拖欠职工医药费的问题仍较严重等。另外，一些住房本来就比较紧张的工人在住房改革后受到较大冲击。山西、重庆等地有些国企取消福利分房后，由于经济不景气，住房补贴至今没有发放或发放较少，也没有建立住房公积金，住房问题成为不少产业工人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
第六，产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的现象增多，制度保护、政府保护、组织保护等缺失。近年来，涉及产业工人的劳动争议数量不断攀升，在劳动关系的矛盾中，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拖欠、克扣工资、强迫超时工作等现象屡有发生。由于在激烈就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加之劳动力市场管理不够完善，农民工特别是外来劳动者在经济地位、社会保障、民主权利等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问题尤其严重。主要表现为：整体工资收入偏低、各项社会保险参保率低、民主参与渠道少，在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农民工人身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问题。来源/半月谈，作者/谭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