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 杨士龙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私人侦探？中国私人侦探业将向何处去？私人侦探的兴起对于我们这个处于快速转轨中的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环球》杂志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何家弘教授。
《环球》杂志：谈到私人侦探，很多人都会自然地联想到侦探小说大师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目前，中国的私人侦探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何家弘：中国的私人侦探的形象目前是十分尴尬的，它没有合法身份，还处于半地下状态。因为公安部早在1993年就发通知，“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据估计，目前全国这种侦探所有2万多家(只是个估计，因为关于私人侦探所的判定还没有个统一的标准)，虽然这些机构实际的业务范围往往都属于私人侦探的性质，如婚姻家庭纠纷、经济债务纠纷、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纠纷等类案件中的调查取证等，但一般都打着“咨询服务”和“社会调查”的招牌，没有一个真正叫私人侦探所的。
《环球》杂志：公安部发出禁令10多年来，在我国的很多城市，比如北京、成都和沈阳，类似的组织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何家弘：市场经济的规律之一是有需求就会有供应。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法制建设的进步，国人在面对纠纷和解决纠纷时的证据意识也有很大提高，“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中国社会中已经存在着对证据调查服务的市场需求，但对这种不断在增长的需求，职责和负担已然非常重大庞杂的政府部门根本无暇顾及，或者说没有能力做出积极的回应，民间的资源也就被市场规律调动起来，私人侦探便在中国应运而兴了。
现在，随着汽车热的出现一些大城市就产生了与路和车有关的“职业人”，包括为外来司机引路的“城市向导”和专门帮新司机练车的“私人陪练”同样，私人侦探也是一种新行业，只不过其牵扯的问题更复杂。当然，这些服务都应该是法律所许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老百姓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事前得到法律或者政府的许可。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事情。况且，公安部1993年的那个通知其实也不是法律，只是公安部发给各公安机关的一个内部通知。
《环球》杂志：那为什么我们单单对于私人侦探这个新行业的存留问题争论了十几年还没有停止呢？
何家弘：首先我觉得“私人侦探”的提法不太准确，叫“证据调查人员”或“民间调查人员”，或许更好一些。当然，“侦探”二字更吸引眼球，媒体和行当里的人也喜欢用这个词，但这种称谓并不利于它在社会上确立一个正面形象。因为侦探给人的印象是和犯罪打交道，跟刑事案件打交道。其实我国的这些所谓的私人侦探都不和刑事案件打交道，我也不主张他们介入刑事案件，因为那是由公安部门负责的。
再就是，我们还有不少人没有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这些年来，在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下和社会大同的理想指引下，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依赖政府的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然而，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管得太多，就会顾此失彼，反而造成社会管理的无序或混乱。我认为，我国这些年在社会管理问题上的教训之一就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
如今，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政府职能观念也要有相应的转变。有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管，有些事情则可以由民间来管。这可以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并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私人侦探以商业方式介入社会法治秩序，应当可以成为对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补充。
《环球》杂志：但不可否认，中国目前的私人侦探业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是不少人主张予以取缔的理由。
何家弘：私人侦探的工作本身也有两面性，既有维权的一面也有侵权的一面。一方面，它满足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它有可能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的私人侦探业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从业人员缺乏专业培训，而且良莠不齐；调查行为缺乏明确规范，时有侵犯人权之争；行业管理缺乏法律定位，犹如地下活动；业内人士缺乏长期考量，导致收费混乱。
但是，存在问题是否就必须封杀呢？我不敢苟同。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私人侦探的合法地位，让其从“半地下”经营转变为“地上”的公开经营，然后引导其发展，规范其活动。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加强对私人侦探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加强对私人侦探机构的注册登记和业务范围管理，使私人侦探得以良性且有序的方式服务于社会。
《环球》杂志：您觉得中国私人侦探从“地下”走到“地上”还需要多长时间？
何家弘：规范私人侦探业的最好办法，就是给它个明确的身份，用法律的规定来约束它，这就需要制定取证调查法、民事调查条例等。但我国的立法任务很重，而且因为私人侦探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很严重、很迫切的问题，可能它并没有被放在优先立法的单子上。再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争论，还需要时间进一步讨论。我想，如果这个行当没有重大的、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维持现状。但不管是快还是慢，中国的私人侦探业迟早是要走到“地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