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海解放55周年了。峥嵘岁月流水般逝去，然而对杨健生和杨建英老人来说，当年印象如在昨天。为了革命需要，他俩曾扮成夫妻，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相扶相持，并肩作战，成为我党在沪8台地下电台中至今还健在的一对假夫妻。记者日前怀着崇敬之情，访问了这对革命“夫妻”。
下午3点，与杨健生原部下李永权找到徐汇区紫竹园，叩响了杨建英家的门。开门的正
是杨建英，慈眉善目。
杨建英8岁当童工。1938年9月，17岁的她入了党。党组织安排她担任政治交通员，负责秘密传送文件和枪支弹药……
1940年6月的一天午后，在新城隍庙一条僻静的弄堂口，一对中年男女约她见面。他们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电台的领导龚饮冰和王一知夫妇。龚饮冰严肃地说：中央派来一位长征干部搞地下电台。他一个外地单身汉容易引起敌人注意，需要一位女同志假扮夫妻作掩护，由你担当此重任。
一听要同陌生男子结成假夫妻，杨建英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自己从未恋爱过，怎么演好这幕戏？但为了党的事业，她一口应允。几天后，杨健生带她来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幢3层楼小洋房住下。这里底楼住了两家外国人，二楼住着个巡捕房包打听，三楼是房东陈秀峰老医生，他们就住在房东隔壁。马路对面的花园洋房里，住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粮食部长。如此复杂的环境，不是飞蛾扑火吗？杨建英不由得一阵紧张。杨健生告诉她：这叫“灯下黑”，组织上特意将电台设在敌人的心脏区。杨建英豁然开朗。
“为了作掩护，杨健生西装革履，我涂脂抹粉，烫了长波浪，一副吃老本的阔少爷、少奶奶模样。”杨建英娓娓道来：房子平台上有个厨房间，白天我们把收发报机藏在米缸里，晚上用黑布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的，只让一束光线照射到收发报机上。杨健生每天2点蹑手蹑脚摸进厨房开始工作。“答答答”的发报声，将红色电波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传递，一干就是2个多小时。他工作完毕后，我就起床烧一锅米粥。杨健生用钢笔尖蘸着米汤把收到的密码写在纸上，由我白天佯作到公园散步，或去看电影等方式送出。
杨建英对那次险情记忆犹新：一天，杨建英送情报时发现有“尾巴”，便机警地闪身挤入人群，硬是将“尾巴”甩掉。到家后，杨建英才发现额头早已沁出了细细的汗珠。
“当时延安在上海的地下电台有三处，另两处是李白与裘慧英、郑执忠和卢云林。三个‘丈夫’都是长征干部，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另五个地下电台是新四军和共产国际的。”杨建英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打进了租界，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组织上决定停止电台工作。杨健生被护送到苏北解放区，我因身体不好，暂住到浦东弟弟家中隐居。”
1948年底，组织上终于找到了杨建英，送她到苏北华中党校学习。喜从天降，在那里，杨健生和杨建英奇迹般地重逢。杨健生已经成家，不无遗憾地告诉她：组织上找你多年，有说你牺牲了，有说你病故了。原来，1942年分手那一刻，两人都用一句话表达了爱慕之心：一个说不见到你不结婚，一个说不见到你不出嫁。如今，唯有一组组永难忘怀的地下工作镜头激励着这对革命战友奔向新的征程：一个南下到福建直至今天，一个回到故乡上海……为纪念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她将原名张根妹改为杨建英，意为亲如兄妹。
临别时，杨建英建议我们采访一下杨健生，记者一口答应。前天晚上，记者拨通了杨健生家的电话……杨健生和他的儿女同意将两位老人1999年在杨健生家再度重逢时的合影照片见报。那一次，杨建英在昔日“丈夫”家住了一个多月。是呀，人世间可以涌动多种多样的情感，但没有比建立在共同信念和追求之上的革命情谊再可宝贵的了。
青山夕照，霜重枫红，愿杨健生、杨建英两位老人长命百岁。本报记者徐琪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