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25日《新京报》报道，5月19日下午，吉林省乾安县某村80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二楼被四五名工作人员阻止，发生拥挤，16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当时大家向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让他们用手机给120打个电话叫救护车来，结果对方回答说‘没手机’。大家又请求借用一下政府的固定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却说‘电话不好使’。孩子的父亲急得给在场的政府工作人员跪下，哀求他们帮忙叫救护车。结果，没有一个人理会或者吱声。”终于，耽搁半小时后，陶汉武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位16岁的少年，就这样在一群冷漠官员的脚下，无奈地死去。此事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谴责在场官员人性的冷漠、良知的欠缺，有人甚至要求法律应给他们必要的处罚。而在我看来，“县干部见死不救”，除了追问其人性与良知之外，我们还有必要探究问题的更深层次。
救命第一，是起码的人伦观念，是基本的人性要求。何况，只是代打个电话而已，属举手之劳。当一位16岁少年生命垂危时，为什么乾安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竟能如此冷酷？按理，一个人只要稍具良知，就应该为“见死不救”感受到良心折磨；只要稍具理性，还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遭到来自各方的谴责，影响自身的社会评价，名声因此“扫地”……总之，“见死不救”的“形象成本”不菲。
我想，就这些道理，那几名工作人员应该是懂得的———如果连这个事理也搞不清楚，他们也不大可能“混”进政府大楼做“人民公仆”。另外，我也不相信这几个人就是“性本恶”。那么，为什么会是如此结果？如此不正常，的确十分耐人寻味。
人们在作任何决定之前，一般都会权衡一番利弊得失，当面临严重事态时更是如此。这个权衡的过程在经济学上称为“博弈”。笔者认为，这起“见死不救”事件的背后，就存在一个“人伦善念”和“官场规则”的博弈过程———那几名工作人员，在“救”与“不救”问题上，肯定也反复权衡过，有过一番“思想斗争”。
我想，大概可作如下推断：该县的主要领导对上访人员肯定是“比较烦”，否则工作人员也不会前去阻止。因此，当上访人员发生危险时，作为县政府工作人员便有点为难：如果施以援手，会不会让领导误解，被认为是在同情上访者呢？由于掌握自己命运前途的只有领导，所以这个“政治风险的成本”和“形象受损的成本”相比，前者大于后者。于是，该县这几名工作人员的基本“人伦善念”，终于屈从于某种“官场规则”。
这种只需考虑“上边”、无须向“下”负责的思维方式，是相当范围内的官场积弊。正因如此，人们才见识了那些伤害百姓利益只为博取“领导一悦”的不良行政行为。正如这起事件所昭示的，在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不良“官风”笼罩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等大面积流失，甚至人性也被扭曲，成为只知曲意奉迎的“小人”。
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产生“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根源———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让领导看到政绩。深究起来，笔者认为乾安县政府工作人员“见死不救”的想法，就源于这一点。
要有效扭转这种局面，需要从根本上拿出举措。我想，如果所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政治生命，不是仅仅由其上司决定，这些人便不至于总是“多虑”，便当能够按照基本的法律、基本的人性道德要求处理问题。再进一步，如果来自“下面”的民意呼声也能够影响官员的升迁，则必然能够培养出更多亲民的官员，打造出更加亲民的政府———那时，类似乾安县政府大楼上的“见死不救”丑闻，便不会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