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广东将在明年向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开具纳税凭证，此举将开全国之先河。据5月21日《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省政协委员肖学钧认为，税法规定纳税人具有延期申报权、延期缴纳权、申请退税权、申请赔偿权、复议和诉讼权、保密权等，但现实是，纳税人的权利和礼遇仅仅在纳税那一过程，出了纳税大厅就无法享受。省地税局则表示，向纳税人开具个人
纳税凭证“将对于解决纳税人履行义务与权利心理平衡的诉求起到重要的作用。”
公民有纳税的义务，但国家也总该让公民知道他具体缴纳的数额，也至少该让公民不至于“口说无凭”吧。纳税与开具凭证，事实是现代社会应当遵从的基本契约形式。这是我所能理解的“向纳税人开具个人纳税凭证”的意义，也正在这一层面上对广东这一开先河之举抱以赞赏。
但是另一方面，纳税凭证并不足以承载纳税人对权利诉求的全部，也不是衡量纳税人权利的充分条件。这正是我想要问的：一张凭证到底能对“纳税人义务与权利平衡”起到多重要的作用？就拿当前个税征缴工作中纳税人普遍感到的“不透明、不公平、不光荣”的窘境来说，其所解决的问题也当真有限得很，也显得无足轻重。假如在这种情况下，过于拔高纳税凭证的意义，则可能让人产生一种避重就轻的错觉。
什么才是纳税人真正的权利诉求？其实，纳税公开、税赋公平等等，也只是一方面的内容，至关重要的，则是公民是否能够通过依法纳税产生对纳税人身份的认同意识，并且是否能由此充分感受到恪尽义务并享受权利的责任与快乐。而这一点，不仅是纳税凭证所不能承载的，亦非一部税制的设置就能实现的。它必然处于税法的外围，也必然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对公民权利的整体安排。
众所周知，现代税制已不同于过去那种“索贡”与“纳贡”的社会秩序格局，而被形象地称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那么，在这种交易中，双方地位是否对等？交易是否公平？作为交易的一方，纳税人是否如愿从政府那里购得优质的公共产品，进而实现了社会公正？是否同时也拥有对税款去向的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而作为交易的另一方的政府，是否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等方面给予了全体纳税人足够并且平等的权利，是否为全体公民营造了自由、民主的权利空间，是否为公民通畅了参与或管理国家事务的渠道？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纳税人对其权利的当然诉求，也必然是平衡纳税人履行义务及享受权利的关键所在。
哪怕是一丁点的权利，都必然来自具体而宏大的法律体系支撑，根本的改良由此而生。也只有当一切都俱备的时候，一张“纳税凭证”方可承载纳税人身份之重。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愿意将“纳税凭证”视为一个开端，并以此来分隔过去那种纳税人身份被遮蔽的状况，进而增强我们对于一种根本性改良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