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导读

　　历史上的文白之争

　　文白之争，在1949年以前，大的、公开的论战大约有过两次，小的、私下的就难计其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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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前后的大论战，使白话文得到全面推广，并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20世纪30年代关于大众语文的论战，进一步巩固了白话的地位，使白话更加接近大众的口头语言。这两次大的论战，都以文言的节节败退而告终。鲁迅于1927年曾言，“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然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年那些攻击文言的大师级人物，莫不是受了文言的熏染，无一不旧学深厚。

　　近日，韩军先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时间硝烟四起，引发了众人的争议，这场争议，使我们得以在鲁迅宣告“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后，又躬逢了文白论战的盛事。

　　我们选编韩军先生的文章并组织这场讨论，希望能够引发人们对于文言和白话的矛盾、以及文言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等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沙龙·观点

　　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顿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语文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罗嗦、抽象。几十年来内地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不可否认，这正是所谓内地“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我绝对不是主张在中小学阶段全面恢复文言教育，全面实行“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我主张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适度加大中小学阶段文言的课文比例，而且是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也绝不是放在培养“白话大师”上，我们着眼于奠定一代几代“现代人”的“白话运用”的根基，提高“现代语文教育”“学习运用白话”的效率。

　　现代汉语等于“现代”“进步”，文言等于“非现代”和“落后”，用啥即学啥，不用啥就摒弃啥，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逻辑。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基，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师们”，自身文言根基很浅，却也跟在大师后面，齐声附和“废掉文言”，那么，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使几代人的“白话”成为“浮萍”！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内地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

　　我必须声明，我主张在当今语境中重视文言教育，但是，我却极力反对让青少年读“经”。

　　韩军（本文作者的电子邮箱为）沙龙·回应1

　　回“家”的路不在“文言”

　　近日拜读了韩军老师的《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文，笔者对文中的有些观点不敢苟同。我认为学生只有在现代语文的听说读写活动中才能真正生成现代语文的语文素养。冷了加衣，饿了吃饭，这才对号。

　　就必要性来看，要学好白话文并不必要一定学好文言文。文言与白话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白话从文言中吸收了大量的词汇，现代文章里常常引用一些文言成语或文句、诗句。学点文言文对于现代文肯定是有些益处的，读一些文言文对于学生的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能否学好现代文，首先决定于学了多少现代文，是怎么学的。这种帮助、这种益处对于学生现代语文素养培养和提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决定性的，而只是辅助性的。汉字是从甲骨文而来，汉字是中国人必须学的，但是从来没有人为了能够听说读写汉字而去学甲骨文，并把甲骨文作为能够运用汉语言文字的基础。同样的道理，为了学好现代文、白话文，我们没有必要把学好古代作品和文言文作为前提。而且，客观事实也证明这种理论只是一种臆想而已。

　　再就可能性来说，视古代语文素养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现代语文素养的前提，这是不现实的。学生在学校要学的课程极多，每一课程所学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如古代那样只学一门课程。高中语文所有授课时数少于400个；初中和小学更多些，以韩先生所主张的，“通过文言”学习“运用白话”，“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先不说学习白话需要占用一半以上的语文学习时间，仅就从教学时间上来说，中小学文言文教学已不可能成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现代语文素养的前提。

　　同时，中小学生对于远离他们生活的文言文极难有正确而深刻的理解。有的论者认为，现代汉语的应用能力是不必在学校中进行专门学习就能具备的，这种观点无视已经趋于成熟的自成体系的现代语文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更是不敢苟同。使用现代语文即使仅仅要求达到“文从字顺”的初级水平，也非付出极大的努力不可。如果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多白少或文白参半，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要找到回“家”的路，是不可能通过学习大量的文言文的。面对这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法则，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中小学文言文教学是当前语文课程改革中需要认真看待和慎重对待的难题，我们应该站在现代语文课程服务于培养现代人的高度去审视它。（刘梅珍）沙龙·回应2

　　文言和白话宜分两科

　　文言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涉及普及教学的目标，甚至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学好现代汉语，具备比较熟练地应用现代汉语的能力更有其迫切性。如果连现代汉语也学不好，甚至做不到起码的文通字顺，这样的受教育者在社会上将无立锥之地。从语文教学的实际效果来说，这个要求我们并没有完全达到。我做了十五年编辑，接触的大多是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受教育程度是偏高的，然而，能够完全做到文通字顺的，实在不多，一些专家、教授的文章竟是满篇不通的。所以，我觉得普及教育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提高受教育者现代汉语的程度。否则，就是教育的失职。

　　也许有人认为，学一点文言对提高学生的现代汉语程度有所帮助。事实上，文白并重的教学方式，至少造成了两个不利之点：一是挤占学生有限的语文学习时间，二是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现代汉语的语感。现在很多学生和成人的文字文白夹缠，弄得别别扭扭，根本就是吃了这个文白并重的亏。

　　从文言本身的教学效果来说，在中小学中加大文言的分量，能不能达到学好、学通文言的目标，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文言实际上早已和我们的实际生活相脱离，离当下中小学生的实际生活就更远。也就是说，文言赖以存在的语言环境已经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下学习文言，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是很可怀

　　解决文言和白话的矛盾，我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将文言和白话分设两科。文言可以作为初高中学生的选修课，供一部分学有余力又确有兴趣的学生选习。同时，配备合格的教师，加强正确的指导。讲习文言，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读通字句，而且要对课文内容进行批判地分析，以确保它起到正面的、有益的作用。同时，要改革高考制度。文史哲各系，可以单独加考文言，其他与文言关系不大的各系科，完全可以舍文言不考。（梁雨）沙龙·回应3

　　文言是我们的“家”吗？

　　看完文言的维护者韩军先生的大作，我不免——说句实在的话——大为失望。韩先生的战法，依我看来，实在乱得可以，且不说韩先生除了重拾旧日论战中文言拥戴者早被驳得体无完肤的牙慧外并无新的发明，单说这“文言”和“白话”的概念，我敢说韩先生就没有弄通。

　　如果白话真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那么未有白话之前，中国人每日所说的都是什么语言？即令那时中国人满嘴都是“之乎者也”的“纯粹、典雅”的文言，那么，不知未有文言之前，中国人嘴里所说的又是什么语言，总不至于中国人是有了文字之后才开口说话的吧？韩先生说白话还没有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我却仿佛记得《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西游记》这些中国文学的煌煌巨著都是白话作的呀，难道韩先生所读竟是文言的不成？所以，粗粗算来，白话文的历史怎么也不止百年呀，何况我听说宋元话本也都是白话文呢！

　　韩先生又道，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并一连列举了鲁迅、胡适等十人，说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这我又不懂了。我记得韩先生是认为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的“历史积淀”，怎么在20世纪上半叶一下子又涌现了那么多的白话大师呢？原来韩先生说话是这么随心所欲的吗？这真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逻辑。

　　韩先生还有一个有趣的论点，“文言是白话的根基”，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是“一母一子，一本一末”。这又如何说呢？根据我所了解的一点粗浅的语言学常识，人类的语言总是先有“话”，后有“文”。“话”是“文”的源头活水，“文”是对“话”的记录。可见，“话”才是“文”的根基。如果说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是“一母一子，一本一末”，那“母”和“本”恰恰是白话，而所谓的文言恰恰“子”和“末”，而不是韩先生所认定的那样，“文言是白话的根基”。

　　韩先生以为，文言是我们的“家”。我却以为，一个正在成长的人、一个有出息的民族，他的家永远在前方，而不是后方。后方所有的不过是陈死人的坟墓。只有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创造，我们才会拥有自己的家。否则，我们只能与陈死人同伍。（西渡）（来源：新京报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