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上海5月27日电（记者李荣廖雷）虽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与相对贫困的西南边疆省份云南山水相隔，但上海市政府官员俞斌去云南最贫困的文山、思茅、红河等地却像“走亲戚”一样。他负责寻找云南最需要帮扶的村寨，以便把上海对口扶助的资金用得“恰到好处”。
地区发展不平衡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因此，中国政府将扶贫减困
作为国家战略计划，动员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和人员全面参与扶贫，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6日在全球扶贫大会开幕式上说，中国“努力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大众所分享，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位新一届政府总理今年早些时候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曾说，农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问题、东西部差距问题，使他觉得“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
世界银行一位高级顾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消除贫困中的政治意愿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说，政府在消除贫困方面正在形成“内在的政治动力”，中国的制度也有利于政府调动起这种政治动力。
中国2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初的理念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成共同富裕。以沿海地区发展为主导的经济腾飞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使得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与此同时，东西部差距在拉大。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0．2左右扩大到1999年的0．437，近年又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表明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必须引起注意。
中国政府在新世纪初提出了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向全国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如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全球扶贫大会上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重视扶贫，把扶贫开发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从而使中国在短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中国财政部提供的材料，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0％降至3％左右。超过一半的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实现了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财政部官员说，在这一长期的扶贫减困过程中，中国政府是主导力量。扶贫开发正式纳入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20多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达1083亿元，特别是近两年增加较快。从2001年起中央预算安排财政扶贫资金超过100亿元，而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14亿元。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各自的财力和条件，不断增加扶贫投入。从1996年起，中央政府还倡导沿海相对发达的13个省市，以“地方政府结对子”的方式，对口支援西部10个贫困省区，以弥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
20多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中国基本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强势影响力与市场机制在共同起作用。中央政府通过上下衔接的行政体系确保各类扶贫资金进村入户，让农村的贫困者直接受益，并且通过多种审计管理制度，避免扶贫资金被基层政府挪用或贪污。上海在对口帮扶云南的过程中，实行“扶贫资金━扶贫项目━扶贫人员”一体化的操作方式，分5批派出援滇官员，深入当地审核项目，监督资金运作，确保扶贫项目效益。政府投资还大量投向贫困地区的交通、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不局限于收入脱贫。
市场经济又使中国的扶贫形成长效机制，即完成“输血基础上的造血”通过大力催化贫困者自主改善自己困境的积极性，助困人士“手把手”地把市场观念、技术传授给贫困者。平均几千元一笔的小额信贷，不仅给贫困农民解决了启动资金问题，而且帮助他们形成一个可供长期经营的家庭产业。
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也在使东西部经济落差成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势能。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私营企业主，在乐于为中国政府出力，向贫困地区提供扶贫资金的同时，还在东西落差中找到了商机，在西部大开发中放大自己的产业。以中国私营企业主扶贫为主旨的“光彩事业”在过去10年中，共有1．4万个私营企业主投入520多亿元项目资金，帮助460万人脱贫。
中国多年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成功实践，已经以清晰、明确和系统的形式体现在政府的施政纲领中。中国在全球扶贫大会上发布了《中国政府缓解和消除贫困的政策声明》，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为扶贫事业提供了政策框架。温家宝总理在大会上向世界庄严承诺，用10年时间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了贫困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