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里夫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快要到了，家境平平的家长，这时候总会感到有些压力。
孩子过节总要买些像样点的礼物，可是商店的儿童用品，价格相对便宜的，质量让
人不放心，质量可靠的，价格都很贵。在儿童消费中，还不是个别项目价格昂贵。漫步儿童消费市场，儿童食品、儿童服装、儿童玩具甚至儿童教育、儿童学习用品，凡是和儿童沾边的都贵，有的简直就是暴利。在南京，玩具是商场里利润最高的商品。进价100多元的儿童电瓶车，最便宜也要卖800元。进价30元的芭比娃娃，在柜台里可以标到150元。一家商场的老总说，南京的玩具商场是暴利者的天下，普通玩具的利润可达成本的8倍。婴幼儿用品市场也存在暴利，在北京的一家专卖店里，一张婴儿睡床580元，一套婴儿服装330元，一筒婴儿奶粉259元，明显高出成本几倍。2003年中小学教育，位居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第二。据教育专家保守估计，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口袋里，搜走了200多亿元。现在，中小学生每学期课本费，普遍达到200元—300元。教材和教辅类书籍的销售利润，为中国出版业平均利润的520%。
北京一家媒体，最近对北京儿童消费市场进行了调查，92%的受访者认为，儿童用品的成本，本来不高，但企业抓住父母的心理，故意把价格定高。那么，中国的父母具有怎样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讲亲情、重后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即便在现代社会中这个也没有大的改变。“穷谁也不能穷了孩子”，这个口号非常有代表性和号召力。中国的家长在儿童消费方面，普遍舍得花钱。别人家孩子有的，自己的孩子也要有。只要孩子想要的东西，明知价格不合理，也在所不惜。一项调查表明，在家庭消费中，儿童所占比例比成年人还高。中国家长传统的、盲目从众的、甚至有些炫耀式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被企业利用，客观上为暴利行为推波助澜。这是儿童消费市场上，暴利产生的社会原因。
然而，在儿童消费市场和其他领域暴利的存在，也与一些地方政府的功能“缺位”有关。这些地方的官员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儿童用品和绝大多数商品的定价，是企业行为，定价高了，有人买，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是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存在政府管与不管的说法。
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售价，都由政府说了算。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政府不再大包大揽，各类企业具备了市场主体的资格。然而，企业的动机在于逐利，为了获取利益最大化，企业的行为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辛勤劳动和诚实经营获取收益；二是通过不法经营和损害他人的办法获取收益。如果希望企业的行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使企业的逐利行为和社会利益一致，必须具备一定的制度条件，也就是市场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经济主体从市场淡出，但并不意味政府成了市场上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政府是市场秩序的提供者和维护者，可以说，政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儿童消费市场的暴利和其他领域的暴利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而且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全社会的信用基石，加深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任其发展，会影响社会安定和改革开放大局。反暴利行为，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事实上，对于市场上的暴利行为，政府管与不管，是大不一样的。当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管，不是靠行政干预，而是要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暴利问题，但在那里市场制度运行了几百年，市场机制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有比较完善的反垄断法、反暴利法，以及健全的执法、司法程序，对暴利行为的制裁力度很大，从而维护了市场秩序，保护了消费者权益。暴利的存在，常常是和垄断相关联。南京的玩具商品存在暴利，与销售渠道被少数商家垄断有关。江苏现有0—15岁的儿童、少年2000万人，却没有一家玩具专业市场。相比之下，在玩具消费量和能力与南京相近的广东、浙江等地，玩具专业市场发达，玩具价格就很平稳。同样的儿童电瓶车，南京卖800元，在广东300元就可以买到。中小学教材这一“垄断堡垒”的形成，是与少数出版社的垄断分不开的。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计委在安徽、福建、重庆三地试点，对《小学英语》、《初中化学》等9种教材实行招标，结果这9种教材价格，平均下降了7%。业内人士说，教材出版发行引入竞争，将为全国人民减负10多亿元。在儿童消费市场和其他领域的暴利问题上，所有政府部门不应“缺位”而应“补位”，我们相信，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制定一部完善的、具可操作性的《反暴利法》，促进市场化竞争，依法严惩暴利行为，各项管理“到位”，我们相信，暴利就一定能得到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