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北京动物园酝酿搬迁”一事经媒体报道后，舆论为之哗然。在北京，一些民间环保组织、法律人士、学者、动物园职工、中小学生、人大代表纷纷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一场保卫动物园的集体努力。

　　谁有权决定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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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动物园有关人士透露，直至今年4月媒体报道之前，上面一直要求动物园对搬迁“保密”。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是在媒体披露后，方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动物园可能迁至大兴，与大兴野生动物园合并。大兴野生动物园地处北京南郊，距离市区35公里。

　　谁有权决定动物园的搬迁？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最后搬不搬是个结果，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关心是否程序正当，只要程序正当那么结果就是正当的。”北京优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岳琴博士说。作为3岁孩子的母亲，她每月要带孩子来这里一两次。听闻此信，她的心情极其复杂。在随后一周的时间里，陈岳琴个人走访了北京市动物园，核实事情真相。

　　陈岳琴发现，动物园搬迁的程序有很大问题。“动物园搬迁漠视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她认为，搬迁作为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其决策权在于公众一致同意授权的人大，而非政府部门。

　　和陈岳琴持相同观点的法律界人士认为，北京动物园搬迁属于政府决策中的重大事项，应该经过人大审查、专家论证、行政听证等法定程序。

　　记者调查后也发现，北京动物园自身权利在搬迁事件中也有被忽视之处。动物园理应是搬迁问题最直接、最具体的利害关系人，在这事关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动物园至少拥有建议权。“该不该搬、为什么搬、怎么搬、搬到哪里，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但事实上他们被忽略了。”陈岳琴说。搬迁理由遭反驳

　　在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大兴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宝冬和9名代表提出“搬迁动物园”的建议。主张搬迁的理由基于三点：公共卫生安全、城市交通和动物福利。

　　惊恐于SARS和禽流感的相继发生，部分代表和官员也认为：一、动物园置于城区，会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二、动物园地处繁华地段，庞大客流恶化了本已糟糕的西直门交通状况；三、动物理应到大自然中去，以提高动物福利。

　　三条理由均遭多数学者专家的反驳。专家普遍认为，从200多年动物园发展史看，没有先例表明动物园是传染病的传播地。作为一个城市文化和历史的人文象征，城市动物园一般都位于城市中心。由此带来的交通问题，各国都是由城市管理部门作出道路等技术方面的整体规划；因拥堵而搬景点，这种做法被学者认为“逻辑有问题”。

　　那么，移址大兴是否意味着动物福利的真实提高？“往哪儿搬都不能往大兴搬。”专家称，大兴野生动物园没有天然林，全是人工栽植的林木。一位在动物园工作多年的工程师告诉记者，搬迁对动物造成的最坏结果就是死亡。有的动物可能长期无法适应新环境，有的动物则可能因环境骤变而突然死亡。

　　没有动物的城市

　　多数人认为，动物园离开城市，意味着它作为教育功能的丧失。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依然怀念母亲冰心当年带着她和姐姐参观动物园的情景，“我坚决反对动物园搬迁。动物园是爱心之园，它让人学会热爱环境，热爱生命。中国人需要重新培养爱心，动物园应发挥这方面作用，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尊重生命。”让吴青感到痛心的是，2006年动物园即将迎来百岁生日，大家本应为其祝福，如今却在这里讨论它的去留。

　　北京动物园有关人士无奈地表示，提出动物园搬迁的种种缺乏科学依据的理由，正反映出中国目前公众科普教育水平还不高。在很多人由于没有受到必要的科普教育而产生对动物存在价值的疑虑时，动物园一旦搬迁会误导公众对动物的敌对情绪。

　　城市动物园纷纷搬迁，成为近年来中国城市上演的奇特场面。据北京动物园有关人士介绍，从1996年始，全国已有30多个动物园进行了拆除或迁徙。“西安动物园卖了一半地，又到郊区买了地办了个野生动物园。动物们全挤在剩下的半个动物园里。前两天野生动物园也停了。还有昆明，它是全国惟一一个盈利的动物园，去年被拆了。”

　　城市动物园搬迁的背后是两种利益力量的逼迫：城建商业开发，以及以盈利为目的但却举步维艰的民营“野生动物园”对其的虎视眈眈。两把锋利的利益大刀正架在它以公益为己任的脑袋上，岌岌可危。赵凌 常楠溪（据《南方周末》报道）

　　资料：北京动物园

　　现在的北京动物园至今已有98年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面对公众开放的动物园。曾是明代皇家御园，明末被大太监占为私产，清初又成为皇族私人园邸。清乾隆十二年建为乐善园，光绪三十二年改为农事试验场，内设农业学堂等很多机构，附设的动物园面积仅占1.5公顷(即今北京动物园东南隅)，驯养有从德国采购、供皇族观赏的动物约200只。1915年，农事试验场改称“中央农事试验场”；1929年，作为北平研究院下属的“天然博物院”；1949年，改称“西郊公园”；1955年，命名为“北京动物园”，并由毛泽东题写了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