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家看好本案 3劳工有直接证据律师援助义不容辞王京涛

　　全国律师协会国际部副主任、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委员宋芮

　　崔庆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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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报讯昨日，本市首起劳工拟起诉日本政府要求索赔案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全国律师协会国际部副主任宋芮表示，对于本报同时报道的吴廷显和崔庆云案她有不同看法：崔庆云案因老人保留有“劳工证”，前途十分光明，胜诉希望也大，相反吴廷显案由于其至今不能回忆起当年被强掳到日本从事劳工的地点等重要细节，更无法向其代理人提供其他证据，所以形势较为不利。昨日另有多位劳工及劳工家属表示愿同崔庆云老人一起对日索赔，其中3人能提供出其他有利证据，本报分别将信息转给了“说法律师援助团”成员中的击水律师事务所、金恒信律师事务所、四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全国律师协会国际部副主任宋芮非常支持本市律师代理崔庆云案。她认为，虽然日本方面设置了多种障碍，使得我国劳工个人对日索赔很难如愿以偿，但是本案在证据方面绝不会让日方抓到漏洞，这份“劳工证”甚至可能影响到日本方面对我国劳工的态度，所以本案最终结果应该令人满意。

　　昨日，新报与市烈士陵园联合开通的寻求本市劳工热线依旧炙手可热。其中3位劳工提供了其他证据。现年79岁的幸存劳工李文进，有一份日本方面在 1994年寄给他的同在日本做过劳工的死者名单，记录100多人。他说：“实际去了300多人，只回来8人，为了给自己和死去的劳工讨个说法，我愿意挺身而出，若名单对崔庆云有用，还可以提供给他。”李宝昆之子李万朋称，其父从北海道煤矿带来一只当年的木制小狗熊。他认为这同样是一份真实可信的证据。李泉永称，在将其父李三恒的骨灰盒埋葬时他们拍了照片，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样的字样：株式会社地其归东川处，北海道旭川县东川村中国勤劳大队，昭和20年，38岁，骨灰号原1221现0460。此外，一位热心的伊先生，在日本攻读过法学，曾在本市检察系统工作，精通日语，他表示愿鼎力相助崔庆云。

　　记者将社会反响传达给崔庆云老人。他高兴地说：“最近几天是我这么多年来最高兴的日子，真希望和那3位有直接证据的劳工和劳工后人见个面，我感谢社会各界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一定要将官司进行到底。”

　　存在三方面困难直接证据很有利

　　专家细解劳工对日索赔案

　　本报独家报道本市首位劳工准备起诉日本政府的消息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由于本案的直接证据对老人的索赔非常有利，取证工作相对简单，因此在本案中专家的建议和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昨日，本报记者和本案两位代理律师———天关律师事务所的屈玉林、曹磊律师专程赶赴北京，同全国律师协会国际部副主任、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委员宋芮女士进行了沟通和交流。针对与本案相关的一些问题，本报还对宋芮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目前国内民间对日索赔案存在哪些方面的困难，作为全国律师协会的专设指导小组，有什么解决措施？

　　宋芮：纵观目前国内多起对日索赔案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起诉日距发案日时间跨度大，日本强掳华工去日本强迫劳动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年间，而受害劳工起诉均是在最近几年，这样首先不利的是受害劳工搜集证据陷于被动，又给日本法院判决原告败诉提供借口；二是，按照日本国法律的规定，非日本籍的律师不能代理日本法院的诉讼，中国劳工必须委托日本律师代理，且中国律师代理案件，普遍存在语言障碍以及对日本国法律欠缺系统学习、领会及在实践中的应用；第三，诉讼资金短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工起诉、律师代理及有管辖权法院的立案。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困难，全国律师协会首先成立了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专门负责对中国律师代理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的指导、协调，研究民间对日诉讼法律上的难点问题，为相关部门提出可操作性的法律意见。与中日友好协会、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等相关组织建立友好协作关系，为中国劳工提供精神、法律、经济上的支援。此外，为了弥补诉讼资金短缺，我们经多方论证建议设立“对日索赔基金”。

　　记者：为什么劳工对日索赔都是民间个人行为？在全国律协及指导小组的建议下，今后这种格局有可能改变吗？

　　宋芮：劳工索赔的现状很难改变。中日建交后，针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侵害后果，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放弃了索赔权，但是政府放弃并不等于民间个人放弃索赔权。所谓民间个人对日索赔，即中国受害劳工以其个人为原告，对日本国政府和日本企业提起的战后赔偿诉讼。民间个人诉讼依据充足，首先法律依据充足，即日本国的强掳、强制苦役完全属于习惯法所禁止的奴隶制度，且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关于强制劳动的条约”，因此日本政府以及奴役中国劳工的企业理应成为被诉主体，承担法律责任；其次事实依据充足，日本侵华战争举世皆知，且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原告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像崔庆云持有这样罕见的“劳工证”就是最为有利的直接证据，所以本案的前景令大家非常看好。

　　记者：对日索赔只能在日本起诉吗？本案代理人屈玉林律师认为，对日索赔案的起诉既可以在日本，也可以在美国，甚至还可以中国。对此，指导小组有什么意见？

　　宋芮：这其实是关于管辖权的问题。早在2000年10月份，我们就邀请了北京大学教授潘建峰、刘凯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传丽及康健、刘涌律师等人进行专家论证。如果就诉讼地而言，目前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居多，但均异常艰难；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受理了由居住在中国的中国受害者，以及由居住在韩国的韩国人提起的此类索赔的诉讼，其前景相对乐观。另外，2000年12月2日，河北省高级法院也接受了被强掳并被强制劳动的14名中国受害者以日本熊谷建设公司、住友石碳矿业公司为被告的赔偿诉讼，此为国内首例。但是，选择确定管辖权，实际操作起来并非易事。美国对此类索赔诉讼的管辖权，是通过立法形式赋予的。其主要根据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国际私法原理及相关的国际法规范。但我国对此类诉讼的管辖权却未采用立法形式而是直接源于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所以操作起来很难，基本上处于无法启动的尴尬局面。全国律协及指导小组曾数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但一直没有得到采纳。换句话说，在国内起诉完全符合法理，但根本不可能获得立法上的支持。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放弃争取在国内诉讼的管辖权。

　　本组撰文 /摄影新报记者王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