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初越(广州)
前些时候，曾有这样一条短信，说中国当下流行两本书，一是《往事并不调查》，一是《中国农民如烟》。自然，这
只是谐谑之语，但也触及了中国社会的积习和痛楚。
不错，不少乡村的人民，命运确有“如烟”之虞。但作为社会良心不歇绝的标志，各
界对“农业、农村、农民”即所
谓“三农”问题的关注正越来越密集。出版界看来也颇有兴趣。最近有两册新书，分别在北京与广州推出，不约而同关注着乡
村的真实。一册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摄影集《中国农民肖像》，一册是花城出版社“声音”系列的《农民！农民！》。前
者是中国近年乡村摄影作品荟萃，而后者则是从专家到普通农民的访谈集。
图景里，残酷的真实很难遮挡。它无声讲述着，中国，在远离城市和交通线的地方，仍有那么多人艰难地挣扎生存。
更可怕的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已被这种生存弄得麻木迟钝，有失人的尊严。《肖像》摄影集中，两部分极令观者震撼，一是
“穷人”的部分，一是“血民”的部分。都是些极不欢喜、极不“下饭”的场景：破败的房子，面容憔悴的母亲，褴褛的衣服
，不免会使城里诸多孩子疑惑：我们不是很能盖高楼大厦吗？我们不是每年向全世界送出无数成衣吗？为什么，他们竟还是以
这样接近赤贫的状态生存着？还有，如果你发现一条前簇后拥、激昂踊跃的人群长龙并不是抢购彩票，而是来有偿供血的，惯
于大都市生存的你，又会做何观感呢？
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确实在进步，但其标志不仅在城市的繁华，不仅在制造工业的初步发达，更在于它不再讳言至
少8000万农村人口的贫困，不再讳言贫富分化的现实，不再对艾滋病的流行、血吸虫的复燃、公共卫生环境的恶化这一系
列问题三缄其口。我们要向那些摄影师致敬，正因为他们独立的努力，让我们目击了不平等的存在，目击了更辽阔的真实，让
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远非升平之世，同胞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在。
然而，应当指出，乡村图景的呈现，并不就是为了刺激出一种羞惭感，或满足谁的同情心，“肖像”的意义，并不在
于激励富有者行善，而应导引向乡村的自觉。
是的，这些倔强的老头，坚忍的农妇，纯真的孩子必将在广大的国土上自觉。因为他们命运的改善并不能指望富有者
的怜悯，而是须由自己发出“声音”。他们需要的，不是“被注视”，“被关怀”，而是应向外界主动陈述、交流与谈判。
《农民！农民！》就是这样一本质朴、有力的小册子，它使我们看到，中国乡村正在酝酿着深刻的自觉。这些受访者
中，不少人履历颇有意思：投身扶贫慈善组织的原乡党委书记；一个主张基层民主建设，却被撤了职的村官；志愿回乡从事建
设并主创农民协会的研究生；上访未果仍积极向同乡推倡“理性维权”理念的普通村民……如果说他们是乡村的代言人，还并
不确切，应当说，他们的语言，本身就是乡村社会的声音。
书中提及这样的细节——苏北有条村，创办了一个民间农会，在这条村，凡有人亡故，农会都要送去花圈。主创者高
战对访问者说：“生命本身是平等的，乡村的公民为什么得不到关怀？我们可以关怀，只要我们有自己的组织。如果不关怀，
他们连天上的流星都不如。直接效果就是收到花圈的家庭都很感动，破天荒能有一个组织到农家送花圈、默哀。农会倡导的就
是农民作为公民的责任，对于人性光辉一面的张扬。”
是的，作为“农民”，他们也许仍是软弱的，还缺乏现代社会的民主常识，缺乏全社会的尊重；但作为公民，他们理
应强健、自信，他们有理由“发声”，有理由实践他们应获取的人的权利。
“声音”的发出，究其长久，更重要于“肖像”的呈现，原因就在此。
另外，不能不指出的是，在中国当下，“农民”一词已受到太多、太久的扭曲，它指的不仅是农业生产状态下的农民
，更多时候还是户籍制下的乡民。所以，这个词汇承担了过多重负与悲情，并在现代汉语里衍生出“农民工”这样不伦不类的
词汇。而“农民”的问题是不可能以“农民”的方式解决的，只有在公民社会的视角下，才能有效地分解和消灭。
所以，笔者的结语是“题外话”式的希望：伴随中国从经济建设到政治文明的真实进步，“乡村的公民”终将获得正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