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 义

　　就这一轮宏观调控，观察家曾有一连串的疑问：中国200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9.7%，在有的人眼里，是 过热的一个证据(《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7%左右，被某些专家解读为意在淡化经济增长指标)，但历史上日本1955年 到1973年18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也是9.7%；如果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3%为经济过热的有力证据，但日本曾经有2 0年的时间民间投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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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速高达100%；如果说2003年是近年圈地运动最为激烈的一年(耕地面积减少了3000多 万亩)，直接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需要清理整顿各类园区，但根据国土资源部不久前公布的数据，非 农建设用地占用减少的耕地比例只在20%左右(退耕还林等生态减耕是去年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那么，在铁本事件 后，有的省份何以出台暂停建设用地审批这样激烈的措施？

　　关键词是科学发展观。海外舆论普遍认为，科学发展观(经典表述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的集中概括。用北京大学一位专家的话说，一旦上升到 贯彻不贯彻中央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高度，那么，经济数据就不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对形势的另一个重大判断直接关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最近提出，我国的 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很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权威解读文章，这些“回避不了的问题”和“ 不能拖延的任务”包括：

　　解决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怎样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加强调控，努力缩小这三种差距，扫清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三大障碍，是目前政府和社会需要着力解决好的最主要问题；

　　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的问题，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事业的发 展还比较落后，而扩大就业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任务；

　　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与实现工业化的矛盾，我国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过去我们只能 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治理环 境；

　　解决改革进程中的不平衡问题，突破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初期各方面普遍受益的局面转变为部分收益、部分受损的 复杂格局，改革已经不能普遍增加各群体的利益，有些既得利益群体甚至要丧失已得到的部分利益，同时，非经济因素比如政 治、司法等对改革的制约越来越明显；

　　最后一个，就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问题。

　　最后一个任务，其实可以看作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金石。去年一整年的社会体制转型(见本刊2月上《独家策划》 )，实际上是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作了铺垫。但今年才是见真章的开始。第一，这当然是说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方式和风格 进一步明晰地呈现在世界和国人面前，第二，更重要的是，这一轮经济领域里的风暴，将新一届领导集体眼中落实科学观的最 大敌人(或者说之一)告诉了人们。用高先生的话说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各 级地方政府还在大量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发展的思路还没有真正转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上，没有完全摆脱片面追求经济增 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仍然把增加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改变片面用GDP指 标考核干部的办法。显然，这一点被当作是解决“回避不了的问题”的牛鼻子。一位学者说，此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年分税制改革可堪相比。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调控中，中央政府是冒着经济受挫的可能性来推行科学发展观。一位智囊型学者甚至曾经如此 直率地表示，中央调控的决心能否战胜地方诸侯的“贪大求快，我们拭目以待”。他强烈主张中央政府削减地方政府参与经济 事务的权力。铁本事件后，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一些甚至比上级政府更激烈的措施，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反弹也是可以想见的。面对中央督察组和银监组，许多省份表示：我们管的国有企业，何时可以像中央管的企 业那样“滚烫”？就拿这次重点整顿的钢铁行业来说，2004年一季度钢铁新增生产能力1603万吨，66户“重点”企 业实现利润近200亿元，增长126%。有媒体发表文章公开质疑说：在投资与产出过热的前提下，所谓圈内企业获得垄断 利润的法理基础何在？也就是说，在“回避不了的问题”中，本身就是互相干扰的。

　　在此情况下，这个牛鼻子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就有其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田应奎公开撰文指 出，当前暴露出来的问题，根本不是速度快与慢的问题，一是质量、结构和效益的问题，二是风险责任不对称的问题，违法行 政、盲目决策，往往得不到追究。他认为，是整个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体制出了问题，从中央政府的管理部门，到地方政府，都 是如此，不是哪一个层级的问题。

　　在《协调发展不等于平均发展》一文，田强调说，“绝不能因为强调协调发展，就一味主张通过加大政府干预、国家 补贴或者转移支付的办法，来人为地、暂时地消除发展的差别和事实上的不均衡问题”，“如果在缺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经济自由的环境中，试图通过新的集中、新的集权来‘协调’发展的认识与主张；在缺乏权力与责任、收益与风险对称的情况 下，仅仅依靠强调‘第一责任人’的办法来增加协调发展的动力与自觉性，那么，这些做法本身就没有多少协调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