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连清川发自美国纽约

　　突然之间，中国成了一个显性的世界经济“霸主”。如果不是经济实力上实际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的话，那么至少关 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和投资界的“霸主话题”之一。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信息提供商之一，布隆博格的专栏作 家威廉·波谢克在他的专栏中毫不犹豫地写道：“中国，是最新的世界经济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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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超级大国这样的提法虽然已然无人挑战，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却处在一个既乐观又忧虑， 既兴奋又恐惧的复杂心态之下。

　　温家宝吹风的效应

　　4月28日，在出行欧洲之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了英国路透社总编吉厄特·林纳本克的采访，第一次在公开场 合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采取措施进行经济软着陆。林纳本克在其后撰写的报道中引用了温家宝的话：“我们需要尽快采取有效 和强有力的措施解决掉这些问题。”

　　国际经济界都被温家宝如此坦率而直接的语言所震惊。诸多大媒体在它们的后续报道中都坦白，他们从来未曾想到， 中国总理会以这样直接的方式来承认中国经济的相对过热。大多数的分析认为，这一来显示了中国政府有着足够的信心来对付 经济过热，二来显然表示了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负责任态度。

　　在采访了包括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之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 修斯把他的惊讶体现在文章《中国经济过热了吗》的字里行间。他写道：“我听到的最尖锐的分析来自李若谷……他甚至用了 泡沫字眼。”中国官方敢于直面经济困难的勇气显然在为国外投资者继续进军中国提供充足的信任动能。伊格内修斯在文章的 最后这样写道：“谨防在太短的时间内变得太富有，在新中国，地心引力定律并没有被抛弃。”

　　不过，向来谨慎的经济分析家不愿被这样的观点所主宰，他们必须有充分的数据和模型来证明这个软着陆可以成功。 布隆博格的波谢克在他的文章中就这样警告道：“中国经济可以最恰当地拿来和一个巨大的沙滩球进行比较。气球被摁在水下 ，需要极大的努力和决心才能防止它暴跳出来。与此同时，中国还得把球里的空气慢慢放出来，却不能放得太多让它沉下去。 中国寻求放出经济泡沫中的空气却不伤害整体的方法时间越长，危险就会变得越大。”

　　忧虑的人们似乎总是能够找到支持他们的证据，《纽约时报》5月14日从香港发回的消息就继续体现着这些担忧： 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了9.7%的情况下，4月份的数据并没有放缓的迹象，而是延续了超高速增长的轨迹，尤其令他们 烦恼的是，这个增长是泡沫最丰富的产业房地产所带动的。

　　乐观的经济分析家则开始嘲笑那些忧虑者：用4月份的数据来贬低控制过热措施，显然是杞人忧天。4月份开始的控 制过热的措施，需要起码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出来。任何的经济控制手段都不是神仙丸，药到病除。

　　如果中国打喷嚏……

　　“世界经济会不会感冒？”问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而答案的分歧越来越大。

　　《纽约时报》是典型的忧虑主义者。5月份早期的时候，该报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 开始了诺查丹马斯预言。他说，亚洲的领袖们都应该在他们的祷告词中祈求上帝保佑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经济“身体健康”， 以免一旦中国经济崩溃，他们就都吃不了兜着走，没有人想再经历一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噩梦。中国经济现在明 显是整个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它的感冒给亚洲经济的打击，甚至连金融危机也无法比拟。

　　它的驻香港记者凯斯·布莱雪这段时间就摆脱不了对中国经济表现事无巨细的观察。5月7日，她采访的一位专家也 在预测这样的噩梦：“如果中国撞到了严重的困难，专家认为它会有几个月的时间逐渐展开，而不像金融危机那样在几周的时 间内出现一个金融崩溃……‘它更会是一个长期效应。’”

　　但另外一些专家就觉得没有那么严重，虽然不能否认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足够称得上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它在世界 经济整体上所占的比值并不是那么大。澳大利亚的一位银行家这么说道：“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双脊梁， 这并不确切。美国是脊梁，但中国需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扮演这个角色。”

　　这种讨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似乎毫无意义。但实际上，如何正确定位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却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 策略。经济大国地位的形成的确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世界经济中是否占有重要的位置，决定着 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交往和争端解决中有足够的牌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看来 ，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但的确如那位银行家所言，还需要很长的道路。一个简便的观察方法是：中 国经济整体性的调整让经济界对它的讨论日渐火热，但国际媒体的聚焦却并不火力集中，而美国一个大型公司的起伏，都足够 引起全世界媒体的疯狂爆炒。

　　制度改良的必须

　　在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担忧、乐观的态度此起彼伏。中国崩溃论从香港唱到美国，从欧洲唱到 美洲，但中国的经济却一步一个脚印，一直走的是上坡的路。此次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整，自然有好事者又开始他们的重重忧虑 ：非共同文化圈的任何重大变动，都可以引发他们的习惯性神经过敏症。如果他们的语调更加高扬，那不过因为今天中国的经 济实力更加强大了而已。

　　但对于其中的一种警告，我以为却必须给予充分的警惕。《波士顿环球报》5月10日发表了驻伦敦的专栏作家钱纳 森·鲍尔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地位，正在受到印度的挑战。其中的一段，我以为可以是针对中国的醒世恒言：

　　“它的资金市场运作效率高于中国。他们也更加透明。公司能够任意地筹集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印度的法律系统，尽 管缓慢，但是远比中国来得先进，而且能够解决复杂繁琐的案件。它的银行也相对较少拥有不良资产。它的媒体活跃而重要， 能够给现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不确定变化提供有效的安全阀。”

　　在经过了将近50年的动荡和不安之后，印度从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走上了一条比较稳妥的改良之路，尽管进步 速度比较缓慢，但是错误很少，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改进方法，每次都让世界经济界为之瞩目。

　　相比较而言，例如，印度的软件产业已经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的最大的国家，没有人能够否认，21世纪至少前半个世 纪，软件产业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能力体现；再例如，印度的宝莱坞，是好莱坞之下的世界第二大娱 乐利润发动机。同样地，娱乐业目前在世界经济产业比例中也是一大蛋糕。这里面所蕴含的另外一层寓言是：印度的成功企业 ，都是私营企业，而不是国营企业，它们都是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而逐渐成长的，官商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在印度并不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

　　印度的成功故事，往往和中国是相反的。尽管中国的总体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结构却并不稳定，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不畅通，国营企业的表现力却又有限，甚至在拖累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地区性发展不平衡经过多年的努力，依旧缺乏有效的 解决方法；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正在加剧，失业率加大在给经济增加潜藏的危险性；在世界500强中，中国民营企业仍然 分配不到名额；虽然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国际投资大大地高于印度，但是同样也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过分紧密地和国际资 本连接，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国际投资突然抽身逃跑的危险性，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极大隐患。

　　导致印度缓慢而稳妥地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印度长期以来在致力进行的制度建设。几乎与中国一样，印度在建国初期 也是一个非法制的国家，但是逐渐地，以法律解决市场争端而不是政府干预的手段，成为了印度市场的主要潮流。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印度建设法律的速度高于修改法律的速度：这是一个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和深思熟虑的重要体现；另外，市场透明度也 慢慢地不成为问题。印度政坛尽管十分混乱，但无论政府怎样变动，都不会影响产业的建设和市场的自主发展——政治斗争和 市场竞争的分离，是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表征。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政策驱动型经济，而印度却保持着产业驱动型经济。应当说，中国今后的发展几乎无法怀疑，但 是令人担忧的则是突然间的经济变化会摧毁掉长期建设的成果。如今正是建设经济健康性的大好时机。

　　鲍尔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看吧，乌龟还在继续他的爬行，而兔子正在气喘吁吁。”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个时候改良它 的市场制度，那么，它就有理由成为一只非常健康的兔子，一直快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