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政府、工程部门、环保人士各有说法。争议是正常的。但人们忽略了，最该倾听的应是怒江“原住民”的意愿。 而问题又来了，“知识不足”的山民根据什么来作出衡量判断？

　　现在民间组织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他们走出去，到其它库区，比较，访问，再作出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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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们来到了澜沧江的漫湾。

　　—编者按

　　怒江原住民漫湾取经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云南漫湾

　　不做“印度妇女”

　　2004年4月，曾被视为继长江三峡后中国水电又一“巨无霸”动作的怒江13级水坝工程被叫停，国务院退回了 发改委上报的《怒江13级水坝开发规划》。

　　“但是这样还远远不够，我们担心他们还会‘卷土重来’。”于晓刚说，“这似乎更多的是我们环保人士与政府企业 间斗争的结果，而怒江流域广大居民的意见还没有表达，或者说还没有准确地表达出来。”

　　“云南大众流域”是通过发出种种声音反对在怒江上建设大坝的中坚民间组织之一，于晓刚是其组织者。2004年 5月24日，于从怒江带着14名当地居民代表，驱车数百里赶到了同属三江并流地区的澜沧江漫湾水电站。

　　于晓刚经常向别人讲起一个发生在印度的故事。

　　一名年轻的妇女不幸死了丈夫，按照当地的风俗她必须为丈夫陪葬，而她对此也非常顺从。就在她将被亲人们点火焚 烧时，一名碰巧路过的英国勇士救下了她。英国勇士指责她的亲人们太残忍，而亲人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传统文化，批评勇士不 该破坏他们的习惯，但是勇士认为这样的文化是落后和摧残生命的文化，不应该继续存在……在双方争论不下时，事件的主角 —年轻的妇女却始终什么也没有说。

　　“一是她根本没有机会说，二是她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晓刚说，“这样的故事拿来对比怒江的问题是非常恰 当的，现在能够发出声音的主要是环保者和政府、企业双方，而真正的当事人，怒江当地居民的意见却一直没有能够发出来， 这样显然是不妥的。”

　　怒江工程需动迁人口七八万，下游还有几十万人也会受到影响，其中还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由于语言和信息渠道沟通 不畅，许多人还不知道要修水坝，更不知道他们要重新安置。一名居民说：“政府宣传说建水坝对大家都有好处。”

　　于晓刚说：“我们想让他们看看澜沧江上建设水电站后当地居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然后让他们考 虑该不该支持怒江的电站建设，或者该如何与政府签订保护自己长期利益的协议。”

　　漫湾电站的“前车之鉴”

　　2000年，在香港慈善机构乐施会的协助下，于晓刚和其他几名专家一起，对距离怒江不远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进 行了细致的调研工作。作为怒江最近的邻居，18年前动工兴建的漫湾水电站曾经喊出“漫湾发电之日，也就是百姓富裕之时 ”的口号。当时漫湾电站因为投资最省、见效最快而成为中国“七五”、“八五”期间的重点水电站建设项目“五朵金花”之 一。

　　但从1993年漫湾正式发电以来，漫湾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电站而好转，移民迁入新居后普遍面临生产资源不 足的限制，新家与老家相比，土地、森林、牧场、渔业和水资源普遍减少，生计来源变得狭窄而又充满风险，致使移民生产条 件恶化，生活水平下降 。尽管电力公司也承诺发电量的3～5%返还当地百姓，帮助他们“以电代柴”。但是没有人出钱为 这些生活在崇山峻岭的农民架线输电，为他们购买电器。

　　于晓刚说：“漫湾工程节省投资的一个途径是给住民的补贴达到了当时‘全国最少’，人均还不到3000元；而后 期发展扶持基金，电站也按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每个移民每年只给400元。”

　　漫湾水电站位于云南省西部临沧地区云县和思茅市景东县境内，是澜沧江8个梯级电站开发中的第一期工程。现在， 国家财政每年可从漫湾电厂获利1亿多元，云南省财政获利5000多万元，所涉及的4县共获利5000多万元，漫湾电厂 和云南省电力公司共获利1.2亿多元。应该说，漫湾电站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对移民的扶持就显得十分微弱了—漫湾 电站实际移民7260人，移民经费实际支出仅为5500万元。其前期补偿严重不足，人均不到8000元，远远不能满足 实际需要，使广大移民群众的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现在，当地政府对漫湾移民“以电代柴”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根据云南省农调队组织的调查，水库淹没前移民纯收 入高于云南全省坝区平均值11.2%，1996年水库完工淹没以后，现在只有全省平均值的46%左右。

　　“从电厂的利益来说，他们是赚钱了，也为国家提供了税收。”漫湾电站旁田坝村的居民毕文志说，“但这些税收对 我们库区老百姓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漫湾的居民们

　　对比外界热烈的关注，或者说激烈的讨论，澜沧江边上的漫湾小镇却是一片宁静。这里日复一日的白天烈日炎炎，夜 晚凉风习习。在江边两岸的高山上，分布着许多贫穷的人家，很难将他们与漫湾发电厂内整齐漂亮的环境和悠闲富裕的生活相 提并论。

　　“我们田坝村原来是环境最好的村庄，生活条件非常好。”村民张学萍说，“现在回忆起以前来实在令人伤心。”

　　田坝村距离漫湾电站大坝800米，漫湾大坝截流，这个顺从而丰饶的村庄终被淹没，村民们不得不东一家西一家地 搬至群山众壑之间。田坝村的毕文志说：“现在，只有当我们集中上访、去漫湾电站前静坐提要求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我 们原来是一个群体。 ”

　　漫湾电站修建以后，库区人均耕地比原来下降了0.58亩，不仅数量下降，质量更是下降得厉害。“原来河谷是比 较好的耕地，现在山坡上所谓的耕地4亩还比不上原来1亩的产量。”田坝村的一名老人说。

　　不过，田坝村村民曾经得到心满意足的特殊待遇：农转非。但许多年以后他们却发现：原以为变成非农业人口可以吃 商品粮是天大的好事，但现在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更不算下岗职工。毕文志说：“如果外来人与田坝村的居民结婚 ，或者居民的孩子出生，无论他们住到哪座山上，都要交300元的‘落户费’，就因为我们田坝村是非农业户口。”

　　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研究中心主任何大明教授说，漫湾水电站规划在计划经济时期，修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轨时期，运行在市场经济时期。现在，田坝村的移民们已经无法买到每斤0.13元的“平价米”，他们“什么都不是”，无 工可做，无地可耕，困难悬在空中，反映、上访多次都得不到解决。

　　后来，按照国家的改革计划，漫湾电站划归总部远在昆明的“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管理，主要任务就是生 产，更无法理会这些遗留问题了。

　　这样，田坝村的一些人只能翻山越岭背井离乡去打工，但由于文化程度低，他们打工的收入菲薄。现在，他们中有数 十人只能依靠拣电厂的垃圾为生。78岁高龄的杨文翠老人边翻着垃圾边说：“我们每人拣一天可以卖一两毛钱，运气好了可 以收入一两元。”

　　还有一名26岁的母亲背着两岁的孩子在拣，说到这样做的原因她甚至痛哭起来：“没有田地，没有工作，再不拣垃 圾卖钱根本没有办法生活了。”

　　“儿孙们更是令我担心。”杨文翠老人说，“他们无法上学，家里没地种，外面没工作，经常会惹事生非。”

　　电站就在身边，但移民用电没有什么优惠—从漫湾水电站到漫湾镇供电所，再到村，然后转回农户家里，电价已经从 每度0.17元涨到近2元。

　　何大明说，漫湾水电站1993年一期工程完工蓄水，泥沙很快淤集，仅3年后，水库有效库容淤损率已达到第15 年的水平，水质严重恶化。

　　与此同时，受漫湾水电站影响人口不断增多和外迁，超出了工程建设者的预料。由于移民普遍搬到了山上，开垦坡地 ，砍伐树木，导致环境退化，水土流失加剧，滑坡与泥石流等灾害频发。在1993年蓄水后的很短时间内，就发生了100 多处崩塌滑坡，1995年3月一个短期的水库调节，水位线下降数十米，竟然造成多处山体整体滑坡，很多移民的房子被损 坏，涉及移民上千人。财政拮据的当地政府找电厂交涉，电厂认为这是后期滑坡，自己没有责任。

　　而在漫湾电站的周边地区，类似田坝村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些情况甚至比田坝村还恶劣。太平掌村的李国军说：“以 前在河边的土地灌溉很方便，而现在山上的土地没有水种不了粮食，要抽水上山就必须买设备、付电费，可是我们哪里有钱呢 ？”

　　当地居民入股？

　　在与田坝村民们交谈后，来自怒江的茶发生说：“没有料到他们的生活会变成这样，当地政府怎么就这样不管他们了 呢？”毕文志说：“现在不是我们怕政府，而是政府怕我们，因为他们一直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所以很少有领 导愿意来我们村里开展工作。”

　　怒江居民郑绍珍说：“政府一直说修大坝可以让我们富裕起来。看了漫湾的情况，我们真的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 ”

　　漫湾之行的所见所闻实在令怒江的居民代表们有些吃惊。在与漫湾居民两天的交谈和讨论后，怒江小山坝村的何玉科 说：“回去后我们的确需要好好想想，傻瓜才会重走漫湾人的老路，但是我们也不能与政府对抗。如果政府一定要建电站，就 必须维护好我们怒江百姓的利益，不能企业、政府富裕了，而我们老百姓更穷了。”

　　“这样的参观本来应该是当地政府出面组织，既然他们一直在强调修大坝千好万好，而且漫湾电站是最好的。”于晓 刚说，“但是当地政府从来就没有做，其实他们是不敢做，否则谁会支持他们的大坝建设方式？”

　　田坝村的一名居民告诫怒江的客人说：“有什么问题和要求一定要提前想清楚、说明白，否则大坝一旦建成，当地政 府和电站就会像‘冷水烫鸡—一毛不拔’了，到时候再去斗争就晚了。”

　　云南大学生态与动植物研究所所长党承林教授说：“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的确不是解决当地群众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唯 一途径，但是，怒江州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怒江地区生存条件的恶劣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水电开发，至少是 迄今为止一条可实现的对怒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途径。”

　　2002年，怒江州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5亿，比15年前只增加了3000多万，财政自给率仅为14.7 %。在2004年3月，怒江州长欧志明表示，实际上规划中怒江要开发的1500米以下部分都已被开发得差不多了。由于 地理条件限制，旅游业已被证明无法承载怒江经济，而怒江流域98%以上都是高山峡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当地以前是“ 木头”财政，大量树木被砍伐，若不进行水电开发，地方经济将难以为继。

　　“建水电站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电力公司，地方政府也能够脱贫。至于这些钱最后能否用到老百姓身上就不得而知了 。”一名环保人士认为，“企业的效益真是代表国家的利益吗？谁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决策者应该代表公共利 益，而不能只代表公司的利益。”

　　在加拿大和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考虑到生态资源一直是当地居民在使用，所以采用居民以生态资源入股的办法， 大约占30%左右。“只要电站还在发电，还在创造经济效益，失去土地的当地居民就不会为生存担忧，他们一直与电站、与 电力企业贫富与共。”于晓刚说，“但是中国的居民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