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玉环县某副局长打击生猪私屠行动中遇害始末

　　□本报记者 王小飞

　　执法的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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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0日，浙江省玉环县珠港镇西青塘村。凌晨1时40分左右，倪青文的地下生猪屠宰点亮着灯，从远处看，很像农民看守庄稼的田间农舍。黑暗中，玉环县经贸局副局长陈朝阳一行20余名执法人员逼近屠宰点。

　　此前，“为了切实抓好‘放心肉’工程，确保节日期间的市场安全”，玉环县政府决定从4月26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生猪屠宰管理集中整治活动”。陈朝阳带领的这次行动，是今年该县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联合行动。

　　屋内，作业的屠工已经逃离，6头生猪被屠宰完毕，另有7头生猪挤在用做猪栏的套间里。屋外，倪青文夫妇开着小货车向屠宰点赶来。

　　倪青文冲进屋里，看见执法队的小工正要搬走他的猪肉，7头活猪也已被捅死，横七竖八地放在地上。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把我的猪弄到哪里去？”倪青文吼道。

　　陈朝阳向倪青文出示了“行政执法证”，说：“你已违反了国务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这是暂扣单，请你签字。”

　　搬运工开始搬猪肉。倪青文一面上前拖拽猪肉和猪体，一面不住地向执法队求情：

　　“你还一两头给我，我自己明天早上卖一下。”

　　“留一头行不行？我答应过别人，明天拜佛要用的。”

　　“猪头、猪脚给我留一点吧！”

　　“给我留一点猪下水！”

　　最后，搬运工又开始搬屠宰工具。倪青文拖住说：“工具留下吧！你们总得给我留一点东西吧！”

　　“我们是联合执法的，一点情面也没有的。”有人告诉倪青文。

　　看着自己的要求一条条落空，倪青文屋里屋外地跑动，嚷道，“谁跟我过不去，我就放倒谁！”

　　屋外，倪的妻子翁银菊坐在准备开动的货车前面，大声哭叫，两个女执法队员将她拉开，货车缓缓开动。

　　过了好一会儿，先前消失的倪青文出现了。他左手臂缠着睡衣，赤膊冲过人群，一路叫道：“谢宇！谢宇在哪里？我要捅死你！”

　　谢宇是县商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倪青文此前的几次处罚决定，都是由他签署的。

　　陈朝阳迎上前去，对倪青文说：“你不要乱来，你已经违法了，难道还想干错事吗？”

　　倪突然甩掉睡衣，露出一把杀猪刀，喊了一声，“谁挡着我，我就放倒谁！”

　　陈本能地向后一仰，倪快速上前，两人扭在一起，相继掉进路旁的河里。在水中，陈朝阳身中6刀，不治身亡。

　　民警黄通钦发觉前面出现混乱，急忙下车察看。在与倪青文的搏斗中，黄通钦身受两处刀伤。

　　4月30日上午，玉环县委、县政府作出“向陈朝阳同志学习”的决定，并授予陈朝阳“人民好公仆”荣誉称号。

　　5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对事件作出批示，号召学习陈朝阳同志不畏强暴，为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不法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大无畏精神，继续抓好生猪定点屠宰工作，把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

　　据悉，近几年在打击“私屠乱宰”的行动中，类似的“暴力抗法”事件屡有发生。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说，据他们的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年底国务院颁布《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来，“全国商贸、工商、农牧等战线的执法人员，在打击‘私屠滥宰’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已经超过了10个人，受伤的同志就更多了，将近100人。”

　　“正常”执法的“潜规则”

　　倪青文所在的西青塘村的村委会副主任庞永元认定，愤怒，是倪青文刺杀执法人员的直接原因。庞永元说：“但不管怎么说，1个人死了，1个人伤了，倪青文肯定是死罪，这总是一场悲剧。要是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就好了。”他认为，要是那天晚上给他留下一些东西，无论是猪肉、活猪还是工具，他的情绪都可能缓和，悲剧也可能避免。

　　倪青文本人的话，似乎佐证了庞永元的分析。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倪青文说：“我很后悔……当时我头脑不清楚，很疯……后来他们把我的工具全部拿去了，我又火起来了。我去找那个人(谢宇)，全部猪扣去都是他管的。”

　　然而，执法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吗？

　　“要是平常，倪青文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庞永元说。也许这话有事实根据。但是，这些话从案件所发地的村官嘴里说出来，总让人感到别有滋味。村官在此案中或类似情况中又应该负有什么管理上的责任呢？

　　在本报记者采访到的相当一部分西青塘村村民和几乎所有的私屠户、猪肉零售商眼里，长期以来，玉环县打击“私屠乱宰”的执法活动，不过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不严厉。

　　玉环县中心市场一位猪肉零售商说，市场上的肉品检查也是一阵风，“有时候一天来三次，有时候三天来一次，有时候三天都不来。”

　　“有人跟私屠户吃饭唱歌？这一点我还不了解。”县商管办主任谢宇说，“通风报信，我们听说过，我也在会上强调过多次，要严厉查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至于“返还”，谢宇说，“以前”可能有农民自己养猪让私屠户屠宰的现象，私人屠宰是违法的，猪和肉都应该全部没收，但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可能”有所返还。另外有些初犯者，“我们主要是以教育为主”，也有从宽处理的现象。根据“执法环境”，没收时“适当留一点”也是可能的。

　　说情的电话也困扰着执法人员。谢宇自己就接到过替私屠户说情的电话，说某私屠者是自己的亲戚，请谢主任“给个面子”。

　　“这个面子，你能不给吗？”谢宇苦笑着说。

　　玉环县商管办工作人员林军说，他们有过给私屠户“退还钱款”的经历，但是，“没有全额退过，最多退还过30%”。

　　在这样的执法现状下，私屠户被执法人员抓住，会认为是自己“倒霉”；有人从执法者那里要回部分钱物，是人家的“本事”。“收走一些，留下一些”，讨价还价，就成了执法的常态和“潜规则”。

　　耐人寻味的是，玉环县经贸局一位工作人员说，陈朝阳调来经贸局时间不长，“执法经验还有些欠缺”，这也解释了倪青文当晚所有请求均被拒绝的原因，而倪青文向执法者提出的一连串“要求”看似幼稚，其实是相当“合理”的。

　　庞永元告诉记者，4月30日清晨，有人说倪青文已被警察殴打致死。当时，上百名村民聚集在村里，要给倪青文“讨公道”，他们觉得倪青文“冤枉”。后来证实倪青文被殴打致死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之后，村民才散去。

　　倪青文的“冤枉”何在呢？他的妹妹倪爱聪认为，是执法不严害了倪青文。她说：“执法嘛，你要不就抓严一点，能卡死也行，不要今天抓，明天不管。”

　　执法像“肉联厂在抢劫”？

　　执法者何尝不想“卡死”？但缺乏操作性的法律法规，让疲于奔命的基层执法者感到，他们的工作仅仅收获到了跳蚤。

　　暂时代理陈朝阳生前分管工作的县经贸局纪委书记王云玉告诉记者，打击“私屠滥宰”主要有三个环节，即路上堵截私自贩运、打击地下屠宰点和市场肉品检查等，其中，路上堵截归农业部门管理。但是，国务院在治理公路“三乱”时有规定，除了公安交警部门以外，任何部门均不能上路设卡拦车。农业部门只能通过公安交警的配合，借用公安的执法权上路拦截私运车辆。

　　“这样一来，工作就不一定很有力了，”王云玉说，“结论是，路上拦不住。”

　　至于经贸局，王云玉认为，这个单位在打击“私屠乱宰”的工作中，处于“有职能，无职权”的境地。

　　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对违法人员，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3倍以下的罚款。但王云玉说，“罚款一般罚不来，要想罚款，我们得申请法院执行，不然，当地群众把你围起来。”

　　他进一步解释道，国家要求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去取缔地下屠宰点，没收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但是，玉环县经贸局并没有“执法队”这个机构，更没有相应的人员编制、经费和必要的装备，“我们只好把商业管理办公室的部分编制拿出来，用于‘执法队’”。

　　玉环县经济贸易局，是行政机构改革中由原县工业局、二轻局、乡镇企业局、商业局合并而成，同时，它还具备原县物资局的部分职能，“商业管理办公室”是该局的下属行政单位。

　　“我倒想弄清楚，没有执法队，这些工作究竟叫谁干？怎么干？”王云玉说。

　　商管办受经贸局委托打击“私屠滥宰”，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和装备，商管办只好经常借用县肉联厂的车辆，调用肉联厂的屠工，把没收来的生猪和猪肉暂时存放在肉联厂，并通过肉联厂和农业部门驻肉联厂的人员，对没收的肉品和生猪进行检疫检验，然后，通过肉联厂的销售渠道，将没收来经检疫检疫合格的猪肉作价销售，收入上缴县财政。

　　肉联厂在执法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难怪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所谓打击“私屠乱宰”，不过是“肉联厂的人，用肉联厂的车”，把倪青文们的猪肉和活猪，搬进肉联厂，然后卖掉了。

　　“这不就是肉联厂在抢劫吗？”一个私屠户问道，“我们的猪肉，他们能卖，我们就不能卖？”

　　玉环县经贸局和商管办的几位公务员在听到记者转述的私屠户的上述说法后，苦笑着承认，从局外人，尤其是那些与肉联厂有商业竞争关系的私屠户的角度看，他们的执法行为，的确像是“肉联厂在抢劫”。

　　“我觉得，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王云玉说，“第一在于法律不健全，第二是我们的执法手段的——呃，我们根本就没有执法手段。”

　　玉环县商管办主任谢宇说：“目前，我90%的精力都被猪占用了。”

　　私屠者一般不会在同一个屠宰点作业很长时间，他们往往十几、二十几天就换一个地方，执法者很难发现其踪影。

　　所以，目前执法还基本上依赖举报，“一有举报马上打击”，这种被人称为“抽风”的执法难免挂一漏万，效果可想而知。

　　“抽风式”执法的效果

　　一位在玉环县肉联厂合法屠宰生猪的屠户告诉记者，据他估算，现在该县私屠户有15家左右。但是，这个数字遭到了该县一位自称“从1990年就开始做猪肉生意”的“资深人士”的嘲笑，“15家？告诉你，30家都不止！倪青文一天杀七八头猪，他的规模只是‘小搞搞’。”

　　这位“资深人士”估计，肉联厂“正规”猪肉在整个玉环县的市场占有率仅略高于30%。

　　王云玉不同意上述说法，他估计，肉联厂猪肉的市场占有率略高于50%。

　　这两组差别较大的数字也许都不准确，但这两个数字能够说明，至少在玉环县，“正规渠道”出品的猪肉，其市场占有率要达到相对令人满意的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些执法者产生了厌倦情绪。有人说，自己大小也是个领导，却经常三更半夜地去“抓猪”，很没有职业荣誉感。

　　万武斌，玉环县商管办前任“执法队长”，曾在饭馆被陌生人用空啤酒瓶砸破了脑袋。当时万武斌发现一个私屠者就站在附近。到了公安局，此事被作为“一般治安案件”处理。不久，有传言说万武斌在酒店跟人“打群架”。

　　“每次都提心吊胆，”万武斌说，“昨晚又去执法，还不敢告诉家里。这个工作干得真让人……唉！”

　　那么，让执法者感到“提心吊胆”的“抽风式”执法，能让倪青文们放弃“私屠滥宰”吗？

　　据了解，近两年来，倪青文平均每天宰杀7至8头猪，他只在正月初一停业一天，初二开始就一两头、两三头地“私屠”，几天后就恢复到正常产量。

　　跟县里的肉联厂一样，倪青文也讲究“快调快宰”：他白天运进活猪，当天半夜屠宰。屠宰时间选在半夜，倒不是为了逃避打击，而是为了凌晨4时前后猪肉上市时保持新鲜。

　　万一“倒霉”被抓，倪青文会休息两三天，一来躲避风头，一来稳定情绪，同时，他积极奔走，以期尽可能挽回损失。过后，一切照旧。

　　在玉环县，在屠宰场屠宰一头生猪，需要缴纳税收、屠宰加工服务费、检验检疫费等共计59.42元。而留在屠宰场外搞地下私屠，倪青文免除了这59.42元。有人估算，刨去必要的成本，倪青文私屠一头猪，比进肉联厂“合法”屠宰多赚40元左右。既然管理不严，或者说难以管理，又有利润，倪青文当然不会放弃“私屠滥宰”。

　　倪青文的妹妹还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她说：“我哥哥是个老实人，根本就没有搞过死猪肉、注水肉那些东西。再说，他本来就是个杀猪的，不让他杀猪，他还能干什么？”

　　在倪青文“暴力抗法”事件后，玉环县也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调整了生猪屠宰管理的一些政策。该县准备区别不同情况，降低“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的收费，通过挤压私屠者的利润空间，附以“加强执法”，迫使他们接受“定点屠宰”。

　　至于为不少屠户所诟病的肉联厂在屠宰环节的“垄断地位”，王云玉表示，这是国家有关“条例”造成的，地方无法改变。但是，玉环县政府明确要求县肉联厂“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基本不用考虑经济效益。

　　“只考虑社会效益不考虑经济效益的单位，还能算是个企业吗？”一位公务员问道，“何不把肉联厂变成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免费为倪青文这样的屠户提供仓储、屠宰和检验检疫服务呢？”

　　2003年，玉环县财政收入为12.21亿元，通过肉联厂代征的国税和地税，分别为135万和50万左右，王云玉认为，国税就不用说了，50万元的地税，相对于12亿元的财政收入，实属九牛一毛，不如取消，让利于民。

　　执法者在行动

　　5月26日凌晨，玉环县又组织由公安、工商、卫生、农业和经贸等部门参加的70多名执法人员，在一位副县长的带领下，对两个地下屠宰点进行突击检查整治，现场查扣了37头生猪。

　　参加突击整治的王云玉没有告诉妻子自己晚上的真实去向，撒谎说要去外地出差。凌晨四五点钟，疲惫的他不敢回家惊扰妻小，在县招待所找了个床位凑合着睡了。

　　那天夜里，一位同事的妻子打电话给正在执法的丈夫，说，要再不接电话，“家里人就要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