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飞
公安部于6月1日公开提出“命案必破”的目标，并拨出300万专款用于奖励和补助各地公安机关破获重大命案的干警。(《北京娱乐信报》6月2日)
所谓“案件千千万、重点是命案”，杀人、爆炸、投毒、绑架等致死人命的恶性刑
事案件严重侵害了公民的生命安全，对社会治安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公安机关只有及时、彻底地侦破命案，才能够有效打击刑事犯罪、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从公安部门的法定职责来看，“命案必破”的确应该成为各级公安机关自觉追求的理想目标。
不过，公安部此次面向全国公安系统提出“命案必破”的目标，这意味着“命案必破”不再仅仅是各级公安机关内部的自我要求，而将要成为最高主管部门制定与下达的行政任务。理想目标没有强制性，但政策目标却有鲜明的强制性。在此之前，“命案必破”只是各级公安部门“应该”追求的目标；而现在，“命案必破”已经成为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实现的目标。
“命案必破”从理想目标到政策目标，这充分体现了公安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安全的决心与责任感，也是上级主管部门利用行政压力提升下级机关行政效率的一次实践。这意味着各级公安部门将肩负更大的破案压力，这种直接来自上级的行政压力促使公安部门不敢懈怠、全力侦破案件，从而提高命案的侦破效率。
同时，“命案必破”从理想目标到政策目标，也让各级公安机关承担了一定的政策风险。最高主管部门期望利用行政压力提高下级机关的行政效率与责任感，但决定命案能否破获的因素不仅是行政效率与责任感，还包括众多技术性因素与不确定性因素。事实证明，以“命案必破”的决心未必能得到“每案必破”的结果。而“命案必破”最大的政策风险就在于：下级公安机关在无法保证“每案必破”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遭到上级部门的处罚而草率结案甚至制造出“冤假错案”；并且，上级的行政压力越大，“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也就越大。因此，单单片面要求“命案必破”恐怕会适得其反，最终非但不能彻底清除既存的罪行，反而可能助长新恶行的产生。
其实，这样的政策风险并没有逃出决策者们的视野。公安部在提出“命案必破”时的态度无疑是审慎的，并没有草率地将“命案必破”当成工作任务直接下达给各级公安部门。为规避因“命案必破”成为政策目标而产生的政策风险，决策者们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措施：在向各级公安部门下达“命案必破”指令的同时必须建立严密的监督机制以保证“错案必纠”，必须提供通畅的申诉途径与救济途径以保证无辜公民“有冤必申”，必须完善针对各级公安干警的奖惩措施以保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惟有如此，“命案必破”才能够从理想目标顺利转变为全国公安系统的政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