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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生活系列之艺术 青铜时代的浪漫情怀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04日10:05 郑州晚报

  晚报记者游晓鹏 实习生陈松/文 陈平生

  商代的艺术,不再是对自然界的初级模仿,也不再是个人心理的简单宣泄,已经上升到了以社会生活为表现主题,注重实用,并由大量的人来共同参与完成的集体艺术。它载体丰富,骨器、铜器、陶瓷、木头、武器都可以被打上艺术的烙印;形式多样,音乐、舞蹈、美术、雕塑等多种形式并举,达到了前代无法企及的高度。商代艺术的进步与人类社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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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发展进化有关,但更得益于商代人所处的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中原母土的孕育滋养。如果没有无数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和他们的艺术细胞与丰富生活内容的频繁碰撞,青铜艺术就不可能成为商代生活史中最为夺目的一部分。

  歌舞是人神“沟通”的语言

  我们知道,商代人是非常迷信的,在他们的观念里,各种各样的神有条不紊地操纵着这个世界每一个零件的运转,如天神、地神、雷神、雨神等等。商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处理芝麻大的小事也要向神卜问吉凶,为了讨好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灵异之物,商代人常常将自己收获的谷物、牲畜献出来供奉他们。总之,在与神亲善方面人类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这诚意要怎样传达,才能为神所发现并领受呢?

  根据史籍记载,古代有“礼没有乐伴随便不能施行”的说法,从上古时代开始,凡是举行祭祀,必然要伴以歌舞。直到西汉中期,哪怕是在穷荒之地,祭祀当地的土地神时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在丁丁当当的简陋“伴奏乐”下唱歌跳舞。考古学家据此推测,歌舞应该是古代人与神之间“交流”的“通道”。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民说,在祭祀频繁的商代,隆重的乐舞是祭祀礼仪中必不可少的,后人将“礼乐”并称,说明了礼仪与音乐的密切联系。商代人以音乐与神鬼对话,歌是认认真真地唱给神鬼听的,乐舞则是人们用以进献、侍奉、娱乐神鬼的,以使人神之间能够顺利沟通,达到两者之间的“双赢”。

  当然,所谓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前提是人认定神的存在,并且想讨好神。在今天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生造出众多并不存在的偶像来崇拜,繁衍出许多浪费人力物力的宗教仪式。但对艺术来说,这却是一次机会。在近代西方文艺理论界,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正是原始巫术促使早期艺术形式的诞生,比如舞蹈与戏剧,其源头正是对神的敬仰或对雨水的祈祷。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商代的艺术形式为何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目前可考的商代乐舞留存有7种,只有一种是完全供奴隶主贵族观赏享乐的舞蹈,其余都与祭祀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或者为驱鬼逐疫,或者为求雨颂神。由于乐舞与祭祀的密切关系,舞蹈的内容常常荒诞不经,乐器上也往往铸有狰狞的饕餮、夔龙等纹样。同时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也抱有神秘思想,一些分章节的大型乐舞如《九辩》、《九歌》都被看作是夏朝国君启从天上带下来的。

  六曲七舞风靡商代

  商代乐舞的神秘色彩虽浓,但其娱乐功能并不缺失。研究者告诉我们,商族既崇尚鬼神,又注重享乐,他们的音乐基本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巫乐”和“淫乐”。“巫乐”的首要特征就是酣歌狂舞,漫无节制,狂热的宗教意识体现着“巫乐”的本质,一般祭祀所用都属于“巫乐”;“淫乐”则是商王和贵族纵情声色、为欢作乐的产物,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娱乐,多在宫廷内上演。

  司马迁所著《史记》的“殷本纪”部分记载商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茧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这说明纣王是个十分会享乐的人,他满足自己这种需求也没有别的方式,就是将全国各地能歌善舞的人都召集起来,昼夜歌舞,以至于连商族最敬重的鬼神都敢怠慢了。纣王如此痴迷,正说明了“淫乐”的娱乐功能是多么浓重。

  “巫乐”产生的时间比“淫乐”要早,但它的舞台后来被“淫乐”占去了一部分,乐舞渐渐由“娱神”为主转向“娱人”为主。《山海经》记载,最先是大禹的儿子启驾着两条龙被三次邀请到天上作客,回来时顺手将天上的仙乐《九辩》和《九歌》带下来,并将这些本用以祭天地祖先的乐舞改为供自己欣赏娱乐。传说不可信,但却反映了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与社会制度的进化,乐舞必然要从祭典仪式向娱人为主转变这一事实。到了晚商时期,乐舞“娱神”固然依旧重要,“娱人”更已经为日常所见。

  商代没有乐谱,当时流行的音乐和舞蹈已经无法还原,但乐舞的名称保存了下来。李民教授说,现在可考的商代乐曲有六种。《吕氏春秋》中的《古乐》篇记载:“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大护、晨露、九招、六列都是商代乐曲名,甲骨文中有商王在祭祀成汤的仪式上演奏乐曲大护的记载。商代卜辞中还有彡祭乐,是用鼓敲奏配合祭祀的乐曲,是第五种乐曲,另外,《史记》中记载有商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靡靡之乐”,师涓所谱的内容颓废的这种“靡靡之乐”被《左传》称为“亡国之音”,是商代可考的第六种乐曲。

  舞蹈是人体造型艺术,商代人跳舞已经开始化妆,常头戴面具,手执牛尾或者鸟的羽毛挥舞,并配有仪仗,场面十分壮观。现在可考的商代舞蹈有7种,包括祭祀用的翌舞、桑林之舞,驱鬼逐疫的傩舞,供奴隶主贵族观赏的北里之舞,求雨的雩舞、奏舞等。其中最著名的也一直流行到后世的莫过于桑林之舞,“桑林”是一种大型的、国家级的祭祀活动,性质与祭土地神差不多,祭祀所用的乐舞被称为桑林。《庄子·养生主》曾用十分流畅的笔调描写过庖丁解牛时的动作、节奏、音响,“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根据这段描述,我们不难想象,《桑林》乐舞一定既强而有力,又轻捷灵巧,而且音乐震撼人心。

  钟磬之音响彻商都

  在今天,各种各样的音乐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其中不乏大师们谱就美妙乐章的功劳,也离不开现代科技配乐。参照商代的歌舞艺术成就,不难想象他们搞音乐的条件也已相当成熟,可以说已初俱规模。

  李民教授告诉记者,较之夏代,商代乐器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考古中发现的夏代乐器总共就三种,石磬、陶埙、陶铃,制作材料不是石头就是泥土。商代的乐器则有磬、铙、埙、鼓、铃、钟,制作的质料不一,铃有铜铃、陶铃,鼓有铜鼓、皮鼓,磬有石磬、玉磬等。除考古发现的实物,甲骨文中还有笙箫等管乐器的记载,古书《说苑》中引用墨子的话说商纣王“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这说明商代已经有了琴瑟一类的弦乐器。综合各种资料可知,商代乐器至少有鼓、磬、铙、钟、铃、埙、笙、琴等8种,制作材料有铜、土、皮革、竹、石头、玉、丝、骨头等,基本上是“八音”俱全。

  商代乐器不仅种类繁多,其制作也相当精美。1973年我省出土的一枚晚商时期虎纹石磬,全长88厘米,高28厘米,厚不到5厘米,整体很像一个鸟头的纵剖面,两面都刻有老虎的图案,虎张口作咆哮状,鱼形尾,前后肢之间都装饰有两卷弯曲成圆形的蚕纹。图案造型栩栩如生,线条流畅而优美。

  乐器最主要的功能是发音,如果声音性能不行,拥有再好的外表都没有用处。商代乐器按照调式来说,磬有特磬、编磬,铙有单铙、编铙,钟有独钟、编钟,埙也有一音孔、三音孔和五音孔。通过对商代的钟的研究确认,商代乐器已经有了一定音程关系的组合,而不是偶然的组合,三音组合可以演奏一定的曲调。同时,商代已经有了半音和固定的音高观念,十二律体系的奠定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央民族研究所曾经用商代的虎纹大石磬敲奏《东方红》曲子,并且在电台播放过,商代乐器的良好性能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音乐一般都有主音和伴音,如摇滚乐中电吉他和架子鼓的声音常常最为刺耳,并且由它们来完成乐曲的主旋律和节奏控制。在商代乐器中,钟和磬在整场演奏中充当的角色就大体相当于摇滚乐中的吉他和鼓,编钟来演奏主曲调,敲击磬来控制节奏,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也是这两样。

  用青铜铸造的商钟(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比例很讲究),其横截面不是圆形,而是橄榄形,构成它主体的两块弧形板形状有点像屋顶的瓦,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合瓦形”。正是这种“合瓦形”结构,构成了中国钟的一大特色,可以在同一个钟的不同部位敲击出两个不同音高的音,而商钟通常是编组演奏,三个一组的商钟,已经具备五声音阶的5个音,演奏起来曲调抑扬顿错,和耳中听。磬是用石块打制成的,上钻一孔,吊起敲击。石制的磬发音响亮,穿透性强,不易被其他声音淹没,又不易损坏。因此,磬在当时社会上享有较大的知名度。商代甲骨文的声字,就是画一个吊着的磬,旁边再加一只耳朵(或加画一手执槌敲打)来表示。磬一般以单音加入演奏,能起加强稳定音的作用,使乐曲的节奏感比较突出。

  巫师是最早的艺术家

  《吕氏春秋》里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音乐和舞蹈早在黄帝时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但唱歌跳舞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开始存在,是到了夏商之际才开始的。

  李民教授说,商代肯定已经有了专门的乐人。《左传》中记载,师涓为纣王谱写了供其享乐的“淫声”,《史记》里也记载,商朝末年,太师疵、少师强抱着演奏的乐器奔逃到了周国。涓、疵、强三位都可以被看作是专职的乐人,而太师、少师则是商王设置的乐官。

  在此之前,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这一批人显然是不可能像原始社会时期一样仅仅在农闲时为国君歌舞,他们已经脱离了社会劳动,将娱乐奴隶主贵族当作了自己的职业。

  但在商代宫廷中笙歌宴舞的热闹场面中,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这些专职的乐人与舞者。当时还有一种人,他们地位很高,可以经常出入宫廷;他们知识渊博,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他们多才多艺,占卜写史舞蹈样样精通。在迷信的商代人眼里,他们是与神灵距离最近的人,因而时刻倍受瞩目——他们就是巫师。

  也许有人会说,巫师的职业不就是占卜吗,怎么可能跟唱歌跳舞甚至艺术扯上关系呢?这就错了,商代的巫师与解放前农村的巫婆神汉可不一样,他们不仅与史、卜、贞等官员共同执掌占卜、记事的职务,而且要在占卜、祭祀等重要场合担当起主持唱歌跳舞取悦神灵的重任。在祭祀频繁的商代,巫师唱歌跳舞的机会并不比一名职业的乐人或者舞者少,而且演技也不差。《左传》上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的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要观赏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就是由打扮成先妣简狄的女巫和用羽毛打扮成玄鸟的舞师表演的,它细致地演绎了筒狄吞下玄鸟的蛋而生商的始祖契的具体过程,因而使讲究礼法的晋侯在演到一半的时候害怕得躲到房中不敢看。商代乐舞粗野离奇的风格固是吓人,巫师形象逼真的高超演技也可见一斑。

  因此,一些学者将巫师视为中华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记史的先驱和杰出的艺术家而加以研究,也是十分有道理的。

  武丁作画寻梦中贤人

  在商代,甲骨文作为汉字的初级形态,相当部分的文字与一幅简笔画的差别并不大,比如“马”字,就是一匹线条简单的有头有脚有尾巴的马的形状。这样写字固然使认字识义非常方便,但写字的人画画功底一定要过硬。

  事实上,甲骨文习刻者的美术功底根本不用我们担心。在甲骨残片中,研究者发现了两幅草图:一幅上画着三个小猴子,尖嘴圆耳,像人一样箕踞而坐,顾盼自如,看上去妙趣横生;另一幅上半部分画了一座高高的房子,下半部分画了一把弓箭,正对准房子内的一头麋鹿,弓箭的旁边还画有一头犀牛。李民教授说,这两副画都是习刻者随手画上去的,由于是刻在特别坚硬的龟甲上的,受工具局限,两幅图都不如后世工笔画精工细腻,但作者信手所至,却也惟妙惟肖,反映了商代美术的高超水平。

  在考古资料中也存在一些商代绘画艺术的残迹。我省曾出土有一幅商代布质画幔,3000年后,人们依然能辨认出它是用黑、白、红、黄等色彩绘制而成的。1975年,殷墟出土了一块壁画残片,它是在白灰色的墙皮上绘出对称的图案,由红色的曲线及黑色圆点组合而成。李民教授说,由于年代相隔太远,商代保存下来的绘画实物资料不多,难以充分展示当时美术的发展情况,真正能证明商代绘画艺术高超水平的是文献史料。

  根据《史记》记载,早在商汤开国之初,宰相伊尹就画下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及3岁的社君的图像来劝诫成汤励精图治;亡国之君纣王的宫殿里“宫墙文画……锦绣被堂”,华丽的壁画与雕饰都离不开美术工匠的悉心打造。而古书《尚书》记载了这么个故事:整日为振兴商国绞尽脑汁的高宗武丁一天晚上做了个梦,“上帝”看他整日为国操劳,答应赐给他一个贤人辅佐朝政。武丁刚看过这位贤人的模样,还没来得及问他的姓名,梦就醒了。武丁迅速召集大臣和巫师商量,确认上帝的恩赐是明确无误的,可是只有武丁见过这位贤人,怎样才能找到他呢?聪明的武丁努力回忆梦中人的相貌,将他画了出来,制成很多画像运往全国各地。很快,与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的傅说被人们发现,后被任命为相。

  武丁画像寻傅说的故事可以说明,商代人物的肖像画已经能达到形似、神似的上乘水平。

  浪漫之刀雕琢青铜之花

  商代的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如果说音乐和舞蹈在各种乐舞中融为一体的话,绘画与雕塑则在商代的青铜艺术中实现了完美结合。

  一方面,商代青铜器上动物纹饰的巨大成就可以与商代绘画水平相印证,另一方面,以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等为代表的一品青铜具器显示了商代高超的造型艺术。商代艺术威严壮美,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商周以后,理性因素逐渐增多,总的来说,笼罩于商代青铜艺术之上的风格是威严神秘的浪漫主义。

  商代的青铜器上常常铸有各种各样的花纹,多为动物纹饰,研究者将其分为写实性动物纹饰和想象中的奇异动物纹饰两类。蝉纹、蚕纹、鱼纹、龟纹和鸟纹属于前者,这些图案一般都能与器物的功能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使纹饰图案显得栩栩如生。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一个商代龟鱼纹盘,鱼绘有两个背鳍腹鳍,位置分布严整,线条流畅,盘中注水后能给人以鱼戏水中的奇妙感觉。

  青铜器上的奇异动物纹样主要有饕餮纹、夔纹和龙纹等,饕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凶恶的兽,夔是传说中一种外形像龙但只有一条腿的动物。奇异动物纹饰呈现出的是另一种风格,它们本身变化有致,手法多用夸张,因此面目狰狞,看上去显得神秘恐怖。比如商代青铜礼器上常常用到的饕餮纹,大都是巨眉倒竖,怒目裂口,獠牙外露,好像一头猛兽咆哮而至,令人顿生敬畏。这反映了商代奴隶主内心深处的恐怖与残忍心态。

  商代雕塑主要有包含浅雕、浮雕的平面雕塑、半立体雕刻和圆雕三种。平面雕塑的图案主要有人物、动物纹,通常在尊、鼎等铜器的侧面雕刻,刻龙则蜿蜒若动,刻虎则张口露齿,生动而蕴涵威严。半立体雕刻,其立体感要比平面雕刻强出许多,但多为玉石或者蚌壳制作,以便于佩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虎、熊、象、鹰、蝉、蚕等20多种商代半立体动物雕刻,形象大多十分逼真。

  圆雕是商代雕塑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它不仅要求艺人具备雕琢、选样等知识,还要有较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其难度远远大于前面所介绍的两种雕刻手法。尽管如此,商代还是留下了大量出色的圆雕作品,有瞠目合嘴、双爪立地的石鸮(猫头鹰),有四羊曲角颔首的铜尊,还有虎头人身的造型。1975年殷墟出土了两件晚商时期的玉鳖,背甲是黑色的,头、颈、腹部却是灰白色,加上黑色的四爪和圆鼓鼓的黑眼珠,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而黑白两色的搭配全都是利用玉石的天然颜色,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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