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本报发行100期之际

　　当“大国心态”和“大国意识”从学者话语变为大众语言的时候，理性现代国家意识就已呼之欲出了。

　　国际先驱导报总编辑周树春 从《参考消息》和《国际先驱导报》读者最近的座谈和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爱孩子从这里开始 美女啦啦队招募中 意乱情迷不妨颠鸾倒凤

来信中，可以察觉到一种在正在形成的舆论共识，这就是：在“和平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构建“健康的大国意识”或“理性的国民心态”，而新闻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更加自觉的积极作用。在我们的印象中，由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使不是第一次，至少在过去是相当少见的。这一现象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

　　现代大国应融入世界主流

　　民族复兴的轨迹为中国勾勒出回归大国的坐标，但“大国意识”的浮现不是历史的重复。此“大国”非彼“大国”。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上一个“大国”年代应该是在十七、十八世纪，那是一个社会发展达到极致的辉煌盛世。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和农作物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上超过50万居民的十大城市中中国占其六。这样的“大国”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不是绝对地空前绝后，恐怕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再现的。但是，那个自视“君临天下”的“天朝上国”固守着“华夷秩序”，自绝于外部世界，实际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世界大国，也终于在后来的全球变局中衰败。

　　所谓“大国”地位，虽然包含物理意义上的“大”，但本质上讲的是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此大彼小的问题，而是彼此远近的问题。一个现代的大国不能漂游于文明的支流，而必然融入文明的主干；不能生存在体系的边缘，而必然向着体系的中心发展；不能落伍于时代，而必然行于潮流之中。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一个大国对于世界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正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关键所在。

　　从“受害者”到世界秩序建设者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让我们祈祷吧》一文，以典型的西方思维阐释了“世界与中国绑在一起”的道理。他说：“我们与中国的联系越紧密，世界就越无法承受中国的动荡”；“中国的稳定就是我们的问题”——因此，无论你是美、日、俄、欧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平安，都不得不为中国的平安祈祷。这虽然是一种颠倒的视角，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悄然转变。中国与世界彼此嵌入一种深深的相互依存之中。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源”；另一方面，中国消耗着世界钢材的30%、水泥的40%，全球直接投资的25%和新增石油30%。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国际效应。今天中国之“大”，主要在于她的世界意义。

　　认识到这一点，对建设适应时代潮流的现代国家意识十分重要。对我们来说，“大国心态”往往带着一层特殊的历史背景色彩。美国《外交》杂志去年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的自信外交》的文章，论述中国要“树立大国意识”的问题，说中国需要克服长期形成的“受害者心理”，因为，“沉浸在受害意识中的大国的出现让世界毛骨悚然”。应该说，我们建构“大国心态”的基础、起点和前提，在于正确认识历史角色的转换——这是一种从弱者到强者、从国际舞台上的“造反派”到世界秩序的建设者的历史性跨越。

　　我们不能忘记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遭际，也不能忘记迄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境遇。对于历史，不能产生丝毫的淡漠。历史的激情仍然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但不忘记昨天，是为了明天。与现实对立的历史情结将增加“崛起”的阻力。

　　“大国心态”的核心是理性宽容

　　“大国心态”的核心应该是理性。国际关系中的理性近似于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除了质疑和批判精神以及探究本质的科学态度这种一般的理性特征外，作为国民心态和国家意识的理性应该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同的是，这里的利益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理性的民族以利益为价值取向，这便是一切“商业民族”的特点。我们并不是一个缺乏理性思考的民族，但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在传统上容易让感性占上风，这就是带有英雄气概而不计较成本的所谓“酒神精神”。

　　日本政论家船桥洋一将中国“和平崛起”的本质概括为“自我克制”。这可以理解为主要是针对情绪而言。尽管日本有不少热衷于不断“说不”的石原慎太郎和小林善纪，可我们还是应该重视船桥先生的忠告。日本之所以在成为“经济巨人”后始终不能从“政治矮子”成长为“政治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能认清现代大国的战略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因而无法表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心态和姿态。对于在日本兴起的新民族主义，我们未必需要以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来针锋相对。历史将证明，沉迷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吃亏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因为，狭隘的民族情绪与国家的远大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大国心态”并不意味着麻痹的乐观。在国际社会的永恒博弈中，哀兵必胜仍然是可靠的法则，不断应对挑战也永远是成长的动力。理性并不排斥忧患，但忧患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利益才有可靠的保障。

　　一个现代大国应该是开放、豁达、自信、平和与宽容的，但很多大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为什么中国就一定需要有“大国心态”？这并不是为了形象、姿态或道义的高风亮节。我们处在一个敏感的成长期，世界以复杂的心态和目光注视着我们。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个理论是，国家利益是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确定的，因此建构主义者提倡建设以促进国家利益为宗旨的“战略文化”。

　　其实，对于我们所要表达和弘扬的理念，“大国心态”或“大国意识”都不是最贴切的表述。我们所致力于构建的，应该是一种支撑“战略文化”的成熟、理性的现代国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