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王 健
2004全球扶贫大会刚刚在上海闭幕。这是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召开的综合性扶贫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在2000年的纽约千年峰会上，国际社会曾经就新千年的发展目标达成共识，其中就包括到2015年要将全球极度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口)减少一半。这就是本次大会召开的主要背景。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它在扶贫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早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经验”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大会会在中国召开的重要原因。
从官方的贫困线来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从1981年的大约2亿人减少到了现在的2800万人，而如果用世界银行每天1美元的收入标准衡量，同一时期的贫困人口数量大约从4.9亿人减少到了8800万人，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前中国的贫困率都有了大幅度的降低。
中国大规模脱贫成就的取得首先当然要归功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首先获益的是广大农民，最初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使中国大部分的农民得到了温饱，既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又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整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的前半期，中国的贫困率几乎下降了一半，考虑到前此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其绝对数是相当可观的。
不过，当实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扶贫效应后，农村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中国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农民人均收入徘徊不前，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了倒退。
有鉴于此，1994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八七扶贫计划”(1994-2000年)，力图使当时剩下的8000万贫困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脱贫。“八七计划”基本取得了成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1年，中国政府又启动了“新世纪扶贫计划”，旨在中华大地彻底消灭贫困的战斗继续进行着，在10年内使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成为了新的目标。
在中国古代，一向有常平仓、义仓等等官方或民间的慈善设施，其功用主要就是在大灾大旱之年向老百姓提供救济，这应当算是中国本土的扶贫实践了。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人们开始关注到贫困问题时，所采取的解决之道无非也还是传统的救济式的方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可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却不断发现有些地方在外力帮助下脱贫后，不久又发生了返贫的现象。
于是，反思之下，中国的扶贫方式开始由纯粹的救济转向发展，这就是中国政府现在重点提倡的可持续的开发性扶贫。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研究表明，“八七计划”期间，每向农业投资1元，就可以使农户纯收入提高0.17元，每向商业、餐饮业投资1元，可以使农户纯收入提高0.76元。只有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百姓学会捕鱼之道，贫困问题才可能最终得到解决。
而如果从更长远的眼光看，消除贫困更有效的办法则是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工作同样是出色的。不过，中国教育资源的分配仍然存在着不少不合理的地方，在西部地区，还有着几百个县没有完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东西部的教育质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些对于当地的扶贫工作无疑都是障碍。
在全球扶贫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主旨演讲，指出目前中国农村仍有近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镇有2000多万人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
城市贫困问题的出现是近10年的事情，随着整个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在中国的城市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名词——下岗工人，而他们便构成了当今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正在替整个中国社会为改革埋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群人，对于他们的扶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扶贫涵义，而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稳定，同时也是社会良知与社会正义所在。
两千多年前的孟轲在离乱纷纷的战国年代，出于哲人式的关怀，曾经描绘出了一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蓝图。当代中国所能提供的不仅仅只是远古的智慧，更多的则是现实的、鲜活的经验。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些经验或者是教训，有可能对其他国家扶贫事业的开展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