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曲力秋(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

　　2003年8月16日早上，因为急着去学校上课，哈尔滨市17中初二年级14岁的学生王硕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就离开了家。走的时候，母亲张桂静突然觉得穿上新裤子的儿子比往常帅气很多，于是她叫住了儿子：“硕儿，回来让妈看看今天咋这么帅呢？”已经走到门口的王硕听到这话又折身回到母亲身边，在母亲充满爱意的注视下，王硕的神情变得调皮而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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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静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儿子留给她的最后一抹回忆。

　　几分钟后，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这孩子会被淋湿的。”张桂静喃喃道。

　　灾难降临

　　位于城市中心的奋斗路(现为果戈理大街)是哈尔滨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街内的秋林商厦、大世界商厦和松雷商厦不仅吸引着市内喜欢购物的男女老幼，也让众多来哈出差、旅游的外地客人驻足流连。

　　8月16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无论如何是个吉祥的日子。由于适逢周末，奋斗路上游人如织，热闹异常。谁也不会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

　　晚上7点5分左右，奋斗路与花园街交会处正在施工的人和二期地下人防工程突然坍塌，顷刻间，路上行人和地下施工人员全部被吞噬在废墟中。

　　灾难发生时，张桂静正在家中为儿子准备晚饭，几秒钟前，她接到儿子用“小灵通”打来的电话，电话那边王硕刚叫了一声“妈”，电话就断线了，等张桂静再拨回去时，电话里只是一遍遍地重复：“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肯定就是这一瞬间掉下去的。”张桂静事后回忆时肯定地说。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张桂静是在极度不安中度过的。8点20分，儿子还没有回来，张桂静心乱如麻。她打电话给爱人王洪光，让他打车去找儿子。9点，王洪光找遍儿子可能出现的地方都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就在打车往回走的路上，他发现人和地下塌方了。

　　张桂静几乎是一路哭着赶到现场的。路上，出租司机问她：“大姐，你哭啥？”张桂静说：“人和塌方了，我儿子放学正好经过那儿。”出租司机安慰道：“不会那么倒霉的，地下塌方关上面的行人什么事啊。大姐你别急，我会尽快把你拉到那儿。”

　　到了事故现场，负责戒严的警察告诉她，抢救出来的人都送到了省医院。张桂静扭头就往省医院跑，短短10分钟的路程，张桂静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当她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地跑到省医院急救中心时，她看到地上一块蓝无纺布下露出的一双鞋子是那样的熟悉——那是儿子王硕的旅游鞋。张桂静当即昏了过去。

　　醒来后，张桂静连滚带爬地来到儿子身边，死死抱住儿子的遗体不松手。她看到儿子的后脑满是鲜血，左耳垂没有了，脸上和嘴里满是泥沙和水。她一边不停地用舌头把儿子脸上的泥沙舔干净，一边不停地问：“硕儿，快告诉妈妈，妈妈不是在做梦吧？”“为什么会塌方，难道连走路都能惹祸吗？”在场的人无不落泪，一位医生过来拉她：“孩子已经走了……”“不！”张桂静撕心裂肺地喊道，“他还活着，你们快救救他啊……”

　　与王硕一同遇难的，还有他的两个同学常思远和李亮。他们都是14岁，都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突然坍塌的人行道夺去了生命。更令人唏嘘的是，李亮的父亲是在接儿子回家的路上与儿子一同遇难的。

　　就在张桂静为儿子的遇难痛不欲生之时，常思远的父母正焦灼地在事故现场周围徘徊。由于不能进入事故现场，常思远的父母在紧挨着现场的秋林商厦门口站了整整一个晚上。

　　“也就是一个晚上的时间，孩子他爸的头发一下子就白了三分之一。”常思远的母亲王珣告诉记者。

　　等待的日子令人心碎，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孩子生还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到了17日下午，参加救援工作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遇难者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8日晚上11点20分左右，常思远的遗体被抬了出来并直接送往东华苑殡仪馆，这时距事故发生已经整整50个小时。

　　19日下午，王珣在东华苑殡仪馆第一次看到遇难后儿子的遗体。儿子的身上盖满了鲜花，神态安详而平静，就像睡着了一样。王珣让周围的人把罩在儿子身上的玻璃罩挪开，然后，不停地抚摸着儿子的脸和手，哽咽着说：“儿子，醒醒，和妈妈回家去。”见儿子没有反应，她又转而救助周围的人，“求求你们，帮我喊喊他，让他和妈妈回家去。他已经睡了50个小时。”

　　呜咽的松花江

　　灾难过后，留给三位少年父母的是无尽的哀思。

　　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长们都无法接受孩子已经离去的现实。王硕的母亲一度精神恍惚，经常想不起任何亲友甚至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只记得儿子“小灵通”号码。

　　“电视里凡是播学生中考、高考或是矿难这样的新闻，我们马上换台。孩子出事的地点和平时常走的路线我都不能去，一去就喘不上气。”张桂静说。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于是，想象和猜测孩子生命中最后一刻的情形便成为三位母亲最心痛却又最不愿放下的一个话题。

　　王硕是在8月16日晚9点50分左右送到省医院的。根据医生的鉴定，此时距离他死亡的时间大约是40分钟。也就是说，从7点5分灾难发生到9点10分停止呼吸，这中间的两个小时里，王硕的神志是清醒的。

　　“如果他一下子就过去了，我的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可是，有那么长的时间他是清醒的。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儿该是多么恐惧、多少痛苦啊。他只有14岁啊。一想到这些我就像万箭穿心一样地心痛啊。”张桂静失声痛哭。

　　常思远的母亲告诉记者，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很胆小的孩子，平时走路遇到马路上的井盖时，儿子都会对妈妈说，妈妈，咱们绕着走吧。

　　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竟一个人在漆黑的废墟中度过了50个小时。每每想到这些，王珣就心如刀绞、泣不成声。

　　王珣告诉记者，出事的那天晚上，她本来是准备去接儿子的，但因为那天店里的生意特别忙，下班后她便直接回家休息了。

　　“我不配做一个母亲，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如果那天我去接孩子的话，孩子就不会出事，最起码有我陪着，他不会那么孤独地死去。”

　　王珣说思远是个幽默、仁义且多才多艺的孩子。平时喜欢弹吉他、唱歌，还自编自演小品。他曾在一篇作文中谈到自己的理想：20年后竞选市长，做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好市长。

　　据悉，三个孩子就学的17中是哈尔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他们三人都是班级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都担任着班干部。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将来都会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李亮的母亲说。

　　三个孩子中，王硕是最先被送走的。9月5日，王硕的父母在痛哭中将儿子送到了另一个世界。今年4月28日，常思远的父母也将儿子送走。而李亮父子的遗体至今还躺在东华苑殡仪馆的冰柜中。

　　王硕和常思远的父母告诉记者，从准备为孩子送葬的前几天起，他们就开始挖空心思地追忆平日里没有满足的孩子的心愿：王硕曾希望父亲能给他买一双名牌旅游鞋和新书包；常思远央求过父亲为自己买一个随身听和小手枪……于是，在送孩子走的时候，这些东西无一例外地成为孩子的陪伴品。

　　王硕和常思远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松花江作为孩子的永久归宿。尽管这之前他们也曾想过为孩子找一块最好的墓地，但一想到孩子还是个少年，只有14岁，而自己的年龄一天天大了，“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走不动了，谁来照顾孩子呢？”

　　“有时候我觉得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让我们父子啊母子啊就是这么大的缘分，他当不成我们的儿子，我们也做不成他的父母，所以，还是把孩子送回到大自然中去吧，让他无拘无束地游玩、嬉戏……”王硕的父亲悲伤地说。

　　送儿子走的前一天晚上，王硕的父母彻夜未眠，一想到这是最后一个晚上陪儿子在同一片蓝天下，他们泪如雨下。

　　在把孩子的骨灰洒向松花江的那一刻，两位家长仿佛听到了松花江水的呜咽。

　　祸从天降，谁之过？

　　“8·１6”事故是黑龙江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建筑工程事故。在这起事故中，共有15人遇难，8人受伤。遇难者中，有8人是正在地下施工的民工，另外7人是路上行走的行人。

　　“8·１6”事故给哈尔滨市造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方面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这起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15.2万元，而15位遇难者的鲜血更是给这座冰城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这个曾以一曲《太阳岛上》而闻名全国的城市，在它105年的城市生命里，曾接受过无数的鲜花和赞誉，然而这一次，它要接受的却是来自人民的责问。

　　几乎是从孩子遇难的那天起，三位家长就开始了为儿子讨个说法的艰难历程。

　　王硕的母亲张桂静告诉记者，自己早已做了绝育手术，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做母亲了，儿子的离去让自己生不如死，“弄清事故的原因和看到事故责任人受到应有的惩处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否则，我就对不起死去的儿子。”

　　几位家长甚至以拒绝火化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后来，有关领导多次承诺，事故原因查清后一定会尽快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王硕和常思远的父母先后将儿子的遗体火化。

　　记者在查阅“8·１6”事故的相关报道时看到，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赶到现场查看的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曾作指示，要组织专家深入调查，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通报事故调查进展情况。

　　然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过去了，三个孩子的家长始终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知道的答案。而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死亡人数超过10人的事故，必须在3个月内查明原因。如有特殊情况，调查工作也应在半年内完成。

　　今年4月下旬，已经心力交瘁的王洪光得知，事故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在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可以看到。几天后，王洪光路经该部门时，找到相关的工作人员询问报告的内容。对方说我向你介绍个概况。

　　“他说得很快，内容又挺复杂，我记不住，于是就问他，能不能把报告给我看看？他说不行，我又问，那能不能让我复印或抄一份？对方还是说不行。”

　　王洪光说，我的儿子是个花季少年，走在人行道上就没有了，我们做父母的连这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对方的回答是，对不起，请理解我们。

　　从省安全生产监督局出来后，王洪光这位军人出身并在塞北边陲多次荣立过二等功、三等功的硬汉子不禁潸然泪下：“儿啊，爸爸对不起你，让你至今都死不瞑目。”

　　由于始终未能为无辜的孩子讨回公道，三个孩子的家长在自责与煎熬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5月28日上午，赴哈尔滨市采访“8·１6”事故的记者到黑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事故原因。在该局局长外出开会的情况下，记者径直来到一个挂着副局长牌子的办公室。当记者彬彬有礼地向坐在办公室里一位姓姜的副局长自报家门并说明来意时，这位姜副局长竟然极为蛮横地说：“出去，你要采访必须经过办公室批准。”记者说：“我的采访不会占用您很长的时间。”这位姜副局长提高了声音再次蛮横地说：“你出去。”

　　记者于是转而向该局办公室一位姓王的年轻人说明来意，记者告诉他，为了让报道更加公正、客观，记者在采访时不仅要听取遇难者家属的意见，更希望能知道负责事故调查部门的情况说明。

　　“事实证明，政府部门的信息透明度越高，事故处理的结果就会越让人民满意，像前一段轰动全国的‘宝马案’，如果一开始黑龙江省就能对该事件做出反应，最后的结局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记者说。

　　没想到这位工作人员不屑地、满不在乎地对记者说，不会有那么严重吧。

　　记者于是给他名片，同时让他把记者的要求转告给正在外面开会的蒋局长，“你们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就什么时候来。”

　　然而，截止到发稿时为止，记者未接到黑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任何音讯。

　　不公开，有难言之隐？

　　就在记者在有关部门的推诿、扯皮中苦苦奔波时，同样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些知情人向记者披露了“8·１6”事故背后的隐情。

　　据悉，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当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未有定性的情况下，调查结果可以不公之于众，但在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已经定性的情况下，调查结果不能隐瞒。

　　“‘8·１6’事故已经定性，调查结果就应该公之于众。”一位知情者说。

　　另一位知情人更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不公开，就必有黑幕。”

　　经过多方努力，记者终于拿到了那份早在3月29日就出来的《关于哈尔滨市南奋斗路人防工程“8·１6”特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是为了这个《报告》，三个孩子的父母苦苦奔波了近10个月，并且至今都未能看上一眼。

　　当记者把这份《报告》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了几遍之后，心里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觉。“8·１6”人防工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豆腐渣工程。从2002年10月9日开始施工到2003年8月16日事故发生，该工程几经转手，施工单位由前期的黑龙江省新建建筑工程公司转为哈尔滨市地下建筑工程公司然后再转为黑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下属的工程服务分公司。

　　《报告》指出，工程的建设单位——黑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未按照《安全生产法》和《建筑法》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严重违反基本建设程序，在施工图未经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就边设计边施工，并对施工现场地面发生的多次塌陷及水浸现象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对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疏于管理；而在此过程中，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人防行政主管部门、人防工程的监理单位，在建设单位没有提供经审批的施工图的情况下，就对该工程的开工报告作了审批。

　　《报告》还指出，该工程的施工单位——黑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下属的工程服务分公司未采取有效的安全技术措施，给排水改造施工单位和行业管理单位对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不到位，施工质量不合格以及人防工程设计单位在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也是造成“8·１6”事故的主要原因。

　　报告认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施工季节雨水大和阀门井内管道漏水，花园街给水阀门井位置路面多次塌陷，使得地表水汇集，回填土施工单位回填质量差，造成大量地表水侵入，改变了挡土墙受力状况，增加了土体对挡土墙的侧向压力；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对挡土墙未采取有效支护措施及钢筋搭接方法和位置不合理，使挡土墙抵抗侧向压力的能力明显不足，发生脆性断裂；给水管道施工单位管道焊接质量差，在外力、管道内水压力作用下突然脆性断裂，使管内压力水涌入，是造成这起15人死亡的特大坍塌事故的直接原因。

　　民众的质疑

　　那么，这样一份结论清晰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不能向社会公开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拿着《报告》向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咨询。专家们对《报告》提出了两点质疑：

　　一，《报告》对“8·１6”人防工程中的灰色内幕未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

　　众所周知，工程项目的审批环节往往是建筑业腐败的第一个灰色链条，未经审批就边设计边施工，则是“8·１6”人防工程的第二个灰色链条。而《报告》对这两个关键环节的背后交易都未做深入的调查和处理，对这两个环节主要负责人的处理也都是浅尝辄止，一带而过，这是《报告》的致命缺陷。

　　二，在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方面，《报告》避重就轻。

　　根据这份由“8·１6”特大坍塌事故省市联合调查组印发的《报告》的建议，依法追究“8·１6”事故刑事责任的人分别是：

　　付广林，哈尔滨宝荣经贸有限公司南奋斗路人防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

　　聂凯，黑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服务分公司经理、南奋斗路人防工程项目经理，是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崔文举，南奋斗路人防工程供水管线改造工程管线焊接作业承包人(三八铆焊退休电焊工)。

　　孙乃兴，黑龙江省人防建设监理公司南奋斗路人防工程总监(外聘人员)。

　　不难看出，被《报告》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的职务和层次都明显偏低。

　　而《报告》对这起特大坍塌事故的建设单位——黑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张厚的处理意见是，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此外，《报告》建议依法追究行政责任的人员还有：

　　季卫国，市人防办主任，作为人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在审批要件不全的情况下对工程开工报告进行审核，并同意开工建设。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陈帮聚，省人防办工程计划处处长。在工程审批要件不全、设计图纸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对工程开工报告给予审批。建议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建议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王传文，原省人防办主任，现任省人大环保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建设单位没有将设计的施工图按程序报送国家人防办审批的情况下，对工程的开工报告作了审批，同意开工建设。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8·１6”事故属于特大安全事故，根据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规定》还详细列举了九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

　　无疑，“8·１6”事故符合《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所列举的标准，但时至今日，并未有人为这起特大事故引咎辞职。这恐怕便是黑龙江省有关部门迟迟不愿让《报告》公之与众的真正原因。

　　坍塌原因无可奉告？

　　【写在前面的话】 哈尔滨“8·１6”特大坍塌事故结案之时，正值中共中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出台之际。顺应民意、向人民负责，正成为领导干部政治生命的决定因素，正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记者得到的那份长达13页的《哈尔滨市奋斗路人防工程“8·１6”特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中，没有哪位领导干部为这起造成15人死亡、8人受伤的特大事故引咎辞职，也没有谁向死难者的亲属道一声歉。

　　灾难是可怕的，但是比灾难更可怕的是对生命的漠视。

　　我们把记者千里追踪“8·１6”的采访报告告知读者，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只有让对生命负责的意识渗透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只有让所有的干部在行使权力时怀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这样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撰稿／曲力秋(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

　　“俺得支持政府的工作”

　　从哈尔滨市中心驱车往东南，行93公里就到了五常市背荫河镇，然后沿东北方的一条土路再开15公里就到了八家子乡六家子村。2003年7月下旬，沿着这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村民李殿友一去不返。

　　在“8·１6”事故的遇难者中，有8位是正在地下施工的民工，由于他们所在的包工队在事故发生后很快就被解散，因此，寻找他们亲属的工作就变得十分艰难。

　　从关于“8·１6”事故的报道中，记者得知一位名叫李殿友的遇难民工来自五常，但该报道未对其家的具体地址做详细说明。

　　在多方询问未果的情况下，记者决定采取地毯式的搜索方法寻找李殿友的亲属。根据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五常市名叫李殿友的青壮年有近10人。考虑到人们对与自己同名同姓的人会有较多的关注和较深的记忆，因此记者就从这些都叫李殿友的人当中一个个找起。

　　在背荫河镇关家村大关家屯村民李殿友的家中，记者得到了遇难者李殿友的确切住址。

　　一小时后，当记者站在遇难者李殿友家的门口时，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大门上贴着的“出入平安”四个字，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它们显得格外刺眼。

　　李殿友的母亲是位健谈、坚强的农村妇女。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除了偶而眼里闪着点点泪花外，她一直没有哭。她告诉记者她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都是儿子。从去年5月到8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先后失去了两个儿子。先是大儿子因患尿毒症无钱医治病逝，去世时年仅39岁。后是二儿子在“8·１6”事故中遇难。

　　“四个儿子中我最想老二，他最有孝心，平时喂鸡喂猪喂马都抢着干，不让我动手，他死了以后，我这眼泪就没干过。”

　　“家里哥儿多，种田不赚钱，还欠了人家两万多元的债，他死的时候，四儿子还没说上媳妇，他说出去打工等把债还上就回来。”

　　李殿友的媳妇是个哑巴，在与李殿友遗体告别时，她摘下丈夫头上的帽子，摸了摸他的脸，然后无声地哭了。

　　记者问李殿友的母亲：“知不知道事故的原因？”

　　她回答说：“不知道。”

　　“在处理丧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问一下有关方面事故的原因？”

　　“没有想过。”

　　“知不知道应该有人为事故负责？”

　　“不明白。”

　　“那儿子为什么会死去？”

　　“是命不好。”

　　在处理丧事的过程中，李殿友的父母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儿子欠下的两万多元债还上。李殿友的父亲对记者说：“俺们知道政府有政策，得支持政府的工作，不能让政府为难。”

　　当这位善良、不擅言词的老农以十分平静的口气说完上述这番话时，记者背过身去，忍不住泪流满面。

　　李殿友的三弟李殿东和哥哥在同一个包工队打工，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因在离事故现场不远的地方休息而幸免与哥哥同归于尽，但哥哥的死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处理完哥哥的丧事后，他便背井离乡，到俄罗斯种菜去了。

　　祈祷亲人们平安

　　与李殿友同村的隋宪福是与李殿友一同外出打工并一同遇难的。他的遗体在事故发生后的第17天才被挖出来。由于面目全非、遗体高度腐烂，他的遗体是儿子通过一把刻有他名字的小锤子辨认出来的。

　　隋宪福的媳妇告诉记者，她本来不同意丈夫外出打工，但因为家里盖房子时欠下了4万多元的债，秋后儿子上学又需要钱，所以隋宪福坚持出去打工。

　　“走的前一天晚上他还说，出去干一个月就回来。要不是家里抬钱都抬不来(即借高利贷都借不到)，俺说啥也不让他去啊。”

　　隋宪福夫妇的感情很好，东北男人的脾气大多急躁，但结婚十多年里，隋宪福从未打骂过媳妇。“啥时候都没争论过，多咱都是俺和他发脾气，他呵呵地乐不还嘴。”

　　隋宪福顾家，从不乱花钱，离开家的那一天，他只带了20元钱。遇难时，他的口袋里还剩有6元钱。

　　“从八家子乡坐客车到哈尔滨市，光车票费就要10元钱，然后再转车到建筑工地又要花一两元钱，这期间他还给家里打了一个长途，就是说，在他出去的20多天里，他连一分钱都没舍得花，他把钱都留给了俺娘俩儿。”隋宪福的媳妇说到这里忍不住哭出了声。

　　李殿友和隋宪福的离去，让六家子村的村民们对外出打工的亲人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担忧。祈祷亲人们平平安安成为他们最大的心愿。

　　据村民们介绍，六家子村是背荫河镇最穷的一个村。全村共有70多户人家，由于人多地少，不少人家都生活在贫困中。如果家里没人外出打工，光靠种田，恐怕连肚子都不能填饱。

　　李殿友和隋宪福遇难后，村里又有20多个青壮年到包工队打工。

　　“有啥办法，没有文化，想做买卖又没钱，只能卖命和做苦力。”隋宪福的媳妇说。

　　隐患未了

　　人防工程是现代立体战争的产物。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哈尔滨作为国家一类人防重点城市开始把人防工程的建设摆到了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位置。

　　80年代后，根据邓小平同志“人防工程要平战结合”的指示，哈尔滨的人防工程开始向市场敞开洞门。20多年来，人防经济在缓解哈尔滨城市用地、交通紧张问题上和安置下岗工人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仅1999年，黑龙江省人防系统就实现产值25亿元，利税3.67亿元。

　　由于成本低效益好，开发商都愿意向地下发展。走在哈尔滨最繁华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这些地方的地下基本上都已被建成或正在修建地下商城。就在人防工程正日渐成为哈尔滨市财源广进的福地洞天之时，盲目开发、野蛮施工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无穷的隐患。

　　“8·１6”事故发生后，哈尔滨市又连续发生了多起人防工程坍塌的事故。2003年11月5日7点10分左右，哈尔滨道里区买卖街100号人防工程附近发生地面坍塌，紧贴人防工程的下水管道塌断，地面陷出长6米左右最深约3米的深坑并露出人防工程构筑物，幸无人员伤亡。

　　2004年5月18日晚11点许，位于哈尔滨香坊区农田街87号楼院内的人防工程出现部分塌方，亦无人员伤亡。

　　记者在哈尔滨采访时，市消防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不久，该局连续接到了几封匿名信。信中反映道里区正在修建的地下商城存在诸多隐患。该局派人前往核查，发现举报内容完全属实。

　　“8·１6”事故已经过去了10个月，在时间的冲刷下，事故的阴影正从一些人的脑海中渐渐淡出。

　　“人死不能复生”，王硕的父亲说，“但只要事故的原因不对社会各界公开，事故的真正责任人不得到应有的惩处，这样的悲剧就会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