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境内629公里的长城，有600公里为自然状态下的“野长城”！

　　中国长城学会最新调查报告称，从抽查100多个长城点、结合以往中国长城学会掌握的情况来看，(明代)万里长城有较好墙体的部分不到20%，有明显可见遗址的部分不到30%，墙体和遗址总长度不超过2500公里。而据明代历史记载，明长城有6300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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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疾呼：“再也不能让一段段无名长城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一天天减少下去了！”长城学者认为，对长城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已经十分迫切。

　　长城保护甚至不如小庙

　　“在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但长城连统一明确的保护范围都没有，沿线农民采石、取土等行为屡禁不止就不足为奇了。

　　当前，因经济开发而损坏长城的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开发者将短期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往往置长城的文物价值于不顾，使长城遭受新的破坏。

　　对于这些经济开发毁坏长城的事件，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认为，长城的保护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

　　“我们对长城的保护工作甚至还不如一些小庙。”董耀会说，早在1961年国务院发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就提出了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原则：即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和说明，有科学的记录档案，有专人或专门机构负责日常具体保护工作。可是长城作为最大体量最特殊的文物，除了个别著名关隘外，“四有”一条也没做到。

　　董耀会举例说，如长城的保护范围问题，法律规定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有不同的保护范围，那么长城属于哪种级别的文物？“考察时我们发现，在整个万里长城的标志牌上，既有国家级保护单位，也有省级保护单位，甚至还有县级保护单位，更多地段根本没有定为保护单位。”《文物保护法》规定，“在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但长城连统一明确的保护范围都没有，沿线农民采石、取土等行为屡禁不止就不足为奇了。

　　“不久前在八达岭水关长城附近，一家开发商建起了一个由11幢别墅组成的建筑群。据我所知，这个建筑群根本没有经过文物部门批准，可是文物部门就是管不着，因为人家可以说我没有建在长城的保护范围之内。”对这种现象，董耀会表示无奈。

　　部分档案只有两三页

　　由于长城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文物，如果离开国家有组织的、沿线各地积极配合的全面系统考察，仅凭几名学者的力量难以摸清底数。底数不清，长城保护管理工作势必处于盲目和无序状态。

　　现存长城准确里程究竟是多少？有多少个烽火台、敌楼、城堡，其建筑材料、建筑技术逐段有何特点？每一段的保护现状如何？这些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

　　由于长城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文物，如果离开国家有组织的、沿线各地积极配合的全面系统考察，仅凭几名学者的力量难以摸清底数。底数不清，长城保护管理工作势必长期处于盲目和无序状态。

　　董耀会提到，建立完整的科学的长城档案资料，是长城保护管理的需要。资料内容应该包括长城的现存状况，长城修建的历史文献，长城维修设计、施工资料，长城的研究成果等。但目前除个别主要关隘有一些档案资料外，绝大多数地方没有档案资料，国家更没有完整的长城档案资料。而有些地方的所谓“档案”只有两三页纸。这样的话，长城一旦遭到损毁，想恢复原貌几乎不可能。因此他说，首要的原因是对长城文物特殊性不够重视，导致基础工作不到位，无法为长城立法提供依据。

　　罚款不具震慑力

　　仅处以8万元罚款，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客观上甚至鼓励了破坏行为。下一次这类事件发生之前，破坏者就会想，不就是8万元吗，先拆了，文物部门来查处时给他8万元就是了。不论从社会影响还是从经济成本上讲，这种畸轻处罚的危害都是很大的。

　　根据中国长城学会2002年所作明长城保护情况的调查，人为破坏比自然破坏对长城更具威胁力。董耀会说，目前来看，对长城的人为破坏，主要是取材性破坏、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和修复性破坏。

　　这四种破坏形式中，取材性破坏、建设性破坏是传统的破坏形式，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今天仍在继续。旅游性破坏和修复性破坏，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并且愈演愈烈，它们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有很强的隐蔽性，社会对后两种破坏形式还缺乏足够的警觉。

　　由于长城保护管理工作跟不上经济形势的发展，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为了“政绩”，故意拆除“影响”他们大上建设项目的长城及其附属建筑。而这类事件发生之后，极少有法人及法人代表被追究刑事责任，一般只是给予行政处罚，或附带赔偿文物损失的罚款。“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处罚和罚款随意性很大，基层文物部门实际上处于无所依循的状态，处理时想轻就轻，想重就重”。

　　董耀会举例说，包头市战国赵长城遗址的毁损事件，仅处以8万元罚款，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客观上甚至鼓励了破坏行为。“下一个这类事件发生之前，破坏者就会想，不就是8万元吗，先拆了，文物部门来查处时给他8万元就是了。不论从社会影响还是从经济成本上讲，这种畸轻处罚的危害都是很大的”。

　　我国刑法对妨害文物管理的犯罪规定有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虽可以对长城破坏行为予以制裁，但是对长城这一特殊的文物，却很不适用。因为破坏长城的犯罪行为方式主要是局部损毁，一次破坏行为毁灭不了万里长城，因此很难量刑。

　　没有原则的修复也是破坏

　　这样的复建行为，应该如何去规范，使复建过程中不对长城造成破坏，这是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

　　目前有许多地方热心出资修复长城，但修复后的长城又往往受到文物部门的非议。对于这种现象，董耀会认为问题出在长城的复建工程该如何做。

　　他说，关于长城的修复工程，目前法律上没有统一的原则。拿辽宁丹东虎山长城复建工程来说，复建前虽然对长城基址进行了周密的考古发掘，但并没有按考古所获得的长城式样、结构、材料进行设计。考古发掘时，除一号台址发现很少的残砖外，其他地方均无砖的发现，附近村庄也没有找到长城砖，这说明原有虎山长城用砖是极少的，但是今天出现在游人面前的虎山长城却大量地使用城砖。而且，虎山长城基本上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这样一来，将所有的考古遗址几乎破坏掉了。类似这样的复建行为，应该如何去规范，使复建过程中不对长城造成破坏，这是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

　　现在，长城学界正在呼吁制订长城保护的专门法规，使法律充分涵盖长城的特殊性，真正解决长城保护管理机构设置、管理职责和权限，长城主体建筑及相关设施的保护管理，长城旅游及相关项目的开发管理，长城维修及复建原则，长城保护经费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对违法破坏行为的惩处等一系列现实难题。

　　开发与保护间亟须协调

　　对于那些至今保存较完好的长城地段，不拆就是保护；对于已经毁坏或濒临毁坏的地段，一切工程必须在文物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做到这两条，历尽风霜的长城至少在我们这一代手中还能挺下去。

　　利用文物谋取经济利益，与保护文物的理想状态之间，总是存在矛盾，其中的平衡点在哪里？

　　董耀会认为，首先是管理体制问题。他说，国家文物局三令五申，不允许将长城经营权出让给企业，但在我国相当著名的长城景区，也有旅游公司企业化经营长城，且都是以营利为目的。他认为文物管理部门该面对这个现实，以积极的态度找到在这种形势下保护长城的有效办法，找到文物保护与企业经济收益的平衡点，防止经营者“竭泽而渔”。

　　“平心而论，现有批准开发的长城旅游景点，对长城建筑实体还是起到了很好保护作用的，既传播了长城文化又获得了经济收益，这也是我不反对适度开发长城旅游的原因。”董耀会说，必须同时看到，长城的长度决定了仅靠旅游开发来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对此，董耀会建议国家统筹考虑，建立旅游、文物两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如采取征收文物资源使用补偿费的办法，明确从长城旅游收入中提取用于长城整体保护的资金。

　　如果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找到一个尺度，该是什么？董耀会认为，以保护为前提，是底限，“没有保护这个前提，开发不能称之为开发，只能是破坏”。董耀会的观点是，对于那些至今保存较完好的长城地段，不拆就是保护；对于已经毁坏或濒临毁坏的地段，一切工程必须在文物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做到这两条，历尽风霜的长城至少在我们这一代手中还能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