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从5月10日开始，深圳的银行与零售企业围绕银行卡刷卡费而产生的争执持续了近一个月，至今事情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银商之争已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关注。我认为，从利益分化与利益博弈的视角来看，它实际上具有深刻的经济民主意义。
事实上，关于刷卡手续费的争议由来已久，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都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之所以这些地方没有像深圳这样引人注目，原因就在于，此次相关各方围绕手续费
率而进行的争论、协商、谈判、妥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民主的博弈过程。
按照现代民主理论，不同的人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利益，每个人也都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因此，在一个利益集团充分发育的社会里，民主的要义并不是我们过去常说的由民作主，而是在两个乃至多个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利益的分配而进行的谈判和妥协，并最终达成分配方案的过程。
深圳的银商之争就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又正是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双方必须坐下来，通过谈判和协商，最后妥协，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就是一个制度化的民主的协商过程。
如果我们把这次银商之争与4月份发生的银行卡收费事件比较起来，事情会看得更清楚些。在银行卡收费事件中，尽管银行面对的是一个10多亿人的庞大的储蓄群体，后者力量看似十分强大，但由于这一群体是分散的，是以众多个体来与银行博弈，因此，相对于银行来说，他的力量实际上就非常弱小，银行也才敢于不理睬储户的抗议，强行收取银行卡费，而根本无须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来决定。
所以，在参与谈判和博弈的利益集团中，其力量一定要大致均衡，否则，一方力量强大，另一方力量弱小，谈判完全由强势集团主导，规则也由它来制定，其结果必然是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从而，也就是不民主的。
深圳银商之争充分说明，目前，利益分化已经足够显著，各利益集团正在加速成形，并且形成了公开的声音。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的利益博弈，实则是一个相互交换以至实现妥协与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赢的方案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经过改良的次优选择。也就是说，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为了获得互赢的效果，既要竭力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又要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此，就需要整个社会建立起抑制利益独占性的平衡机制，确立自立自律和宽容共存的理性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