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的事迹无疑是感人的。她身上所体现的疾恶如仇的力量、悲天悯人的情怀、对职务责任的忠诚正在打动越来越多的人。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浏览网站，无数人的泪水兹可为证。
登封人对任长霞的敬重是通过传统的方式表达的。在她生前，老百姓多次给公安局送去锦旗，甚至赶80公里的长路把锦旗和奖匾送到其上级机关郑州市公安局；在她去世后，20
万人自发前往吊唁，3天3夜人流不息。在她的灵棚前，每天不断有群众来敬献花圈、花篮，有人主动为她守灵，许多人下跪磕头；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那天早晨，十里长街挤满了人，道路两边是难以计数的鲜花和花圈。在这一天，“登封的花圈卖光，黑幛卖完，鲜花店也告罄”。
其实，不独是对任长霞，百姓对优秀官员的评价，大约都是这样的。无论是官方组织的表彰大会，还是媒体进行的长篇报道，也都习惯性地把这种人数众多、场面宏大、情节感人的细节作为百姓对“好官”的评价的依据。
当然，我们十分看重百姓对一个官员发自内心的这种情感表达，这样的道德评价对一个官员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它毕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方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对官员（包括优秀官员）的道德评价之外能有更多的制度评价。
制度评价是公众对官员在已经建立的制度层面的、评价方式可推广和操作、并能通过具体数据来得出结论的评价。制度评价的意义还在于，公众的评价可以作为该官员职务升降甚至去留的依据。
用“生前送锦旗、死后十里长街送葬”来表达对官员的评价，类似于原来政府决策的“鼓掌通过”，是模糊的，不科学的。“鼓掌通过”之所以被逐步抛弃，是因为在一片掌声中可能淹没了少数人不同意的声音，剥夺了这些人发表反对意见的权利。
任长霞是个优秀的公安局长，这无可怀疑。百姓们自发地用传统的方式对她表示敬意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我们更应倡导建立在制度层面的对官员的评价，要建立一个对官员进行评价的平台，要拓宽公众对官员进行评价的渠道。对公众而言，对某个官员的评价心中有数，自己的民主权利也得到了尊重；对优秀的官员，活着就从民意的准确表达中知道他在公众心中的分量，不至于在死后才得到迟来的哀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