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世塔”彩票作弊案全记录(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08日05:32 新京报

　　承销商操纵摸奖非法获益4448万元，案情涉及17个城市，作弊行为暴露彩票发行体制和相关法律的缺失

　　“如果这个案子能及时曝光的话，西安宝马案可能就不会发生。”一位参与“彩世塔案”辩护的律师说。

　　所谓“彩世塔案”，是指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承销彩票过程中作弊，摸回5806万元奖金的案件。

　　2002年11月，彩世塔案发江苏扬州，至今年3月25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作出一审判决：“彩世塔”公司董事长张世鹏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2500万元；财务总监裴秀萍（张世鹏之妻）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其他8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2年到11年不等有期徒刑，另有5名涉案人员被处罚金。彩世塔公司非法所得4448.8万元（5806万元大奖奖金，扣除上缴税金1161.1万元和购买彩票的196万元费用后所余部分）被如数没收。

　　此案在作弊方法上，和西安宝马案有一些相似之处。

　　案件判决书显示：2001年12月到2002年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彩世塔”利用承销彩票之机，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重庆、甘肃、辽宁、江苏等省市的17个城市作弊20起。

　　由此，案件被称为迄今为止“国内案值最高、涉案人员最多、涉及省市最广的特大彩票诈骗案”。

　　深圳初试

　　2001年12月1日到9日，在全国即开型彩票市场低迷的背景下，深圳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活动创造了“售彩神话”，计划发行的1亿元彩票供不应求，追加后实际发行1.9亿元，打破了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1.5亿元的全国纪录。

　　然而时隔不到一年，此“神话”即告破灭：扬州警方查明：深圳福利彩票文化周正是彩世塔作弊的开端。仅此一单，公司非法摸回的大奖奖金就高达1800万元。

　　张馨元，又名张小妹，兰州人。

　　2001年11月底，张受同乡宫玲邀请，去往深圳摸奖。“摸中一个大奖，给2万元报酬，摸不中，也提供来回的路费。”这一条件令张动心，与她同下深圳的还有刘玉莲、曹蓉、朱卿霞等人。

　　事后证明，在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举行前夕，共有7路人马同时从全国各地齐聚深圳，发出邀请者则均为彩世塔公司相关人员，宫玲只是其中之一。

　　在深圳的一家宾馆，彩世塔公司的张秋海对摸奖者进行了培训。

　　“和摸奖现场一样，桌子上放着一个用红布罩着的奖箱，透明的，上面小，下面大，里面是银灰色的奖球。”

　　据张馨元陈述，张秋海当时示范，桌子底下藏有磁铁，奖箱中有100个奖球，但里面只有一个含有磁铁，这个球，一般情况会被吸引到奖箱的右下角。要求大家在摸的时候，摸到那个有磁性的球。

　　培训之外，彩世塔公司还统一为摸彩者制作了假身份证，因为他们许多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容易引起怀疑。

　　12月1日，深圳市福利彩票文化周如期举行。上述摸奖人用彩世塔公司提供的数万元资金购买了成箱的彩票。此次即开彩活动的规则是两次摸奖，获得入围彩票者上台摸奖，奖项从千元到50万元不等。事实上，入围彩票的出现概率较高，大约1万多张彩票里就有一张。

　　扬州警方事后查明，有36名摸中50万元大奖者，属于彩世塔人员的内线。而这36张入围彩票的获得，应是从所购彩票中刮出来的，并不违法。

　　2001年12月4日，张馨元被彩世塔人员饶胜洲带到了一个彩票销售现场，并被告知会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来。张随即接到了这个电话，核实身份后，在现场的一个公共厕所门口，这个女人给了张馨元一张入围彩票，并吩咐张记住她的手记号码，手机一响即可上台摸奖。

　　下午两点多钟，电话来了，张登上摸奖台，在她的前面还有四五个排队摸奖的人，最后都摸中了小奖。轮到张时，台上共有6个摸奖箱，而此前见过面的那个女人就站在2号球箱旁。

　　女人把手按在球箱的右上角，并对张使了使眼色。

　　张馨元摸了2号箱右上角的球，公证人员按球上的号码摘下挂在墙上的对应奖袋，拿出里面的中奖证明，宣布张中了一等奖50万元。

　　“这时，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张馨元说。

　　事后，张馨元、朱卿霞等三人各中1个50万元，每人获得2万元报酬。刘玉莲虽然也摸中50万元大奖，“但因为嘴巴不牢，只给了1万元”。

　　而彩世塔公司人员张健联系的另一路10名摸奖者，仅在12月1日到2日的两天时间里，就有9人摸中了50万元大奖。每中1个50万元大奖，上缴10万元的税收，剩下的40万元中，35万元给公司会计裴秀萍，张健自留下5万元。张总共留下45万元（因为买彩票的钱是张健自己支付的），他付给摸中50万元大奖的8人（其妻除外）各2万元。

　　事后，“彩世塔”公司董事长张世鹏向扬州警方承认，宫玲、张健及饶胜洲等人的操作都出于他的指使。“具体联系人是饶胜洲。摸奖所得进入裴秀萍的个人账户，用于彩票发行。”

　　张世鹏当时还曾吩咐，具体作弊的事情由张秋海负责，“大奖不要摸得太多，心不要太黑，作弊得来的钱不要乱花”。

　　一个事实是，“彩世塔”所安排的36名大奖获得者，造成了大奖频出的外界印象，带动了现场的氛围，最终造就了深圳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的“售彩神话”。

　　作弊方法的诞生

　　“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共设有10个彩票销售现场，每个销售现场有不同的负责人，裴秀萍负总责，联系各个点上应该摸的奖球号码，以及安排何人在何时上台摸奖等工作。”范玉杰事后交代说。

　　范是“彩世塔”总经理裴福盛之妻，裴秀萍的嫂子。

　　彩票发行前一天，裴秀萍才将作弊的具体方法告知范玉杰。裴秀萍说，在奖球倒进奖箱时，主要记住四角的奖球号码，而其中一个奖球含有磁铁，所以最好记住左下角的奖球号码，然后把做有记号的大奖的奖袋挂在对应的位置上。

　　再把要摸的奖球号码告诉她，由她安排人去摸。

　　这个办法的发明者是张秋海，此人于2001年10月被张世鹏邀至深圳。据称，张秋海以赌博为生，经常到西双版纳、缅甸赌钱。他与张世鹏十年前就已结识。

　　在深圳的宾馆里，张秋海用一个月时间研究出磁铁作弊的方法。

　　“我用502胶水在半只乒乓球里粘上2块米粒大的磁铁，再由饶胜洲到增城的乒乓球厂加工成乒乓球。试验最后得出结论，在5cm左右的范围内，能够用大磁铁将乒乓球吸引过来。”张秋海交代说。

　　此后，张到增城订做12000只乒乓球，其中140个乒乓球里被粘上磁铁，然后，张秋海、裴秀萍、饶胜洲、范玉杰四人将买回的大磁铁粘在一批桌子下面，再请木工在桌子下面钉上一块三合板。

　　另外一个重要环节是在奖袋上做记号。张秋海和裴秀萍两人事先约定，即用彩笔在奖袋上画了一笔，使得装大奖的奖袋号码和装有磁铁的奖球号码对应。共做了150个奖袋，每一组奖袋里放一个有记号的奖袋。

　　随后，这些做过手脚的桌子和奖袋被运到封奖现场。

　　在封奖现场，深圳福彩中心的和公证处的人员，以及张世鹏、裴秀萍、张秋海、饶胜洲和范玉杰等共同完成了封奖袋的工作。“彩世塔”的人或者直接将特等奖装进有记号的奖袋，或者有意识地将做了记号的奖袋递给公证人员装特等奖，然后将特等奖的奖袋放在箱子的最上面，由公证人员贴上封条。

　　“深圳这次，我给了张秋海50万元。宫玲等联系人和摸中大奖的人一样对待，摸中一个大奖给一两万元的报酬。饶胜洲没有，但公司计划将来给他买房子，把他的户口搞过来（指迁到深圳）。他就像做自己的事情一样。”裴秀萍交代说。

　　广州三次得手

　　2001年12月28日到2002年1月2日，“彩世塔”与广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合作发行即开彩。

　　“在广州第一次发行彩票是直接摘奖袋（即不需要摸奖球）。受张秋海作弊手段的启发，我们只需要在奖袋上做记号就行了。具体操作是裴秀萍和饶胜洲。”张世鹏交代说。

　　此次发行共设了8个销售场地。范玉杰负责海珠这个销售点，范的责任是记住了大奖球所挂的位置，并告诉裴秀萍，然后由裴安排人摘奖。

　　而张馨元与曹蓉于2001年12月底也来到到广州，但这次不是摸奖，而是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挂奖袋。

　　“（裴秀萍）摸出两个看上去一样的奖袋给我看，奖袋上就是一个娃娃的头像。

　　问我有什么不同，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裴姐说，你仔细看看，娃娃耳朵上有个白点。

　　我仔细一看，其中一个奖袋上的娃娃，耳朵上确实有一个白点。她说有白点的奖袋就是一等奖。让我明天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挂奖袋的时候，把它找出来挂好，然后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奖袋的位置。“张馨元说。

　　第二天在销售现场。张馨元在第120号奖袋上发现了记号。“我当时觉得120号容易被人摘走，就把它换到95号，然后告诉宫玲”。

　　这次销售活动中，范红岩等人摸中大奖奖金520万元，每人获得1万元的报酬。

　　2002年4月4日到4月8日，“彩世塔”与广州福彩中心再次合作。大约在3月26日，裴福盛、裴秀萍、饶胜洲和广州福彩中心、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在广州福利彩票中心会议室里封奖袋，由于奖袋没来得及做记号就已经运到福彩中心，裴福盛等人只好将10个做了记号的奖袋带进去调换。“在封奖袋时，趁人不注意，放了进去”。

　　“装50万元大奖时，是公证处的人员装的，我和饶胜洲将做了记号的奖袋递给了公证人员，就成功了。这次发行也是直接摘取奖袋。”裴福盛说。

　　警方事后查明，“彩世塔”在广州先后3次协助发行即开彩，第一次计划发行1亿元，实际销售不到7千万。第二次计划发行3千万元，实际销售1千多万元。第三次是2002年9月26日到10月2日，计划发行1亿元，实际销售约6千万元。这3次售彩过程中，“彩世塔”均有作弊行为，共摸中大奖奖金1470万元。

　　“四角定位法”

　　几乎和广州首次销售彩票的时间相同，“彩世塔”在浙江绍兴承销了体育彩票。

　　绍兴的规则与深圳相同，是二次入围。此时，裴福盛发明了更为稳妥的作弊手法———“四角定位法”

　　“彩世塔”人员侯树辰事后交代说，奖球箱的每个侧面都呈梯形，上面小，下面大，这种设计的好处是，奖球倒进去之后，四个角上的奖球被搅动的几率很小。奖箱是透明的，从外面很容易看到四角的奖球号码。

　　彩票销售前，公证人员和“彩世塔”的员工共同把奖球倒进箱子里，这样，“彩世塔”的人在装球时记住四角的奖球号码，然后像在深圳一样，设法大奖装入对应的奖袋。

　　而摸奖时，奖箱外面罩上红布，别人也就看不到里面。

　　一个关键环节是，奖箱的这种设计“应该是公司高层与彩票中心的人商量的”。

　　侯树辰交代，大奖袋、信封、大奖说明书、奖球、奖球箱等，都是“彩世塔”委托他人制作的，并由公司保管，在发行彩票之前，由该公司带入封奖现场。

　　绍兴此次体育彩票销售，“彩世塔”用“四角定位法”摸回200万元大奖奖金，此后，该办法被广泛用于公司在各地的作弊行为。

　　据记者进一步了解，在与彩票发行部门的合作中，“彩世塔”甚至能够参与制订彩票设奖方案。深圳、无锡等地彩票中心与“彩世塔”签定的协议书均明确规定，由“彩世塔”提出设奖方案和计划安排，经省级彩票发行中心报省级财政部门审批。

　　据裴福盛供述，2002年6月1日到10日，“彩世塔”在重庆发行福利彩票，此前，重庆方面自己设计了一个封奖方案。方案是先把中奖证明折好搅乱，再装进信封搅乱，最后再装入奖袋搅乱。

　　“实行这个方案，就根本无法操纵了。另外，重庆市场不好，我们在重庆投资很大，如果不操纵大奖，肯定亏。后来我就苦思冥想，要把重庆自己的方案推翻。后来我想了一套方案。”裴福盛说。

　　裴的方案是，修改封奖程序和现场操作规则，封奖程序是“按组但有秩序的装，先装小奖，后装大奖，装好后再搅乱”，“现场操作规则，我加了一个摸奖箱，先摸球，再摘奖袋”。接下来就是引导重庆方面接受这些修改方案。通过裴的“演示、引导”，重庆方面终于接受了裴的方案。

　　结果，“彩世塔”重庆封奖作弊成功，摸回240万元大奖。

　　案发扬州

　　2002年10月31日到11月7日，“彩世塔”到扬州承销体育彩票，并随后于此间案发。

　　10月28日，裴福盛赶到扬州。次日，在扬州市体育局会议室里封奖袋，虽有公证处的、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和记者等人在场，裴福盛还是成功做了手脚。

　　扬州的此次发行有2个销售点，分别是扬州市体育场和仪征市体育场。11月1日，裴福盛负责仪征，侯树辰负责扬州。

　　“31日晚上，奖袋要收回来，扬州体育场是侯树辰收的，他把15万元的奖袋放在最下面，后来告诉我了。我在仪征也是将50万大奖放在最下面，并告诉了侯树辰。”裴福盛交代说。

　　此次作弊由李春风（裴福盛的外甥）负责买彩票和刮入围彩票，而摸奖的人是一个叫做陈丽珠的无锡女人联系的。

　　10月30日，陈就带了2人赶到无锡，由李春风接头，并进行培训。但这2人已经在10月31日使用了，所以裴福盛让陈重新物色人，而陈只带来一人，但大奖还剩下两个。此时，裴福盛想到了牟泽容。

　　牟泽容，仪征市人。之前的10月2日，与裴在常州大酒店结识。

　　11月2日，李春风在扬州对牟泽容进行了培训。当日中午12点左右，裴和侯树辰联系，侯称销售情况不好。裴“心里很烦，就打算出50万元大奖，刺激一下。”

　　11月3日11点之前，牟被带到仪征。在侯树辰的操纵下，中了50万元大奖，当场领走了支票。但牟下台后，却打的跑掉了。裴打电话给牟，对方不接，并关了手机。李春风曾带人找到牟泽容的家，但没有找到牟本人。

　　11月4日，裴给牟发了一个手机短信，内容是“请主动回来，否则后悔莫及”。后来，裴打通了牟的电话，此时，牟要求裴给10万元报酬，“否则太亏了”。但裴说最多只能给6万元，牟说那就再商量一下。

　　此后，裴就没有再打通牟的手机，直到被抓。

　　最后，牟泽容选择了向仪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彩世塔”就此案发。

　　一位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称，该案涉及的地区广泛，参与的人那么多，案发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

　　张世鹏传奇

　　2002年11月，“彩世塔”———这个以中国彩票业“巨人”为目标的公司轰然倒塌。张世鹏这个在彩票市场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传奇人物，走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中国彩票业于1987年起步，1988年后，兴起了实物设奖和“大奖组”集中销售的方式。1990年前后，全国很多企业甚至个人发行有奖销售的变相彩票。1991年夏天，张世鹏开始从事有奖销售活动。两年后张成为百万富翁，坐上了夏利轿车。

　　1993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并实施，有奖销售的变相彩票被勒令禁止。因此，1994年，张走上协助政府发行彩票的道路。

　　此后，张利用“大奖组”销售模式，从河北转战到河南，并在河南郑州，以2天销售彩票1000万元的成绩，第一次打破全国纪录，并使河南福利彩票年销售量从1994年的5000万元，奇迹般地上升到1995年的4.2亿元，一跃成为1995年的全国之首。1996年初，张有了千万身家。

　　这一年，张激流勇退，退出彩票业，全家移居深圳。在深圳，张每天到股票大户室炒股，不久感到生活乏味，遂于一年后重出江湖。

　　1998年10月，张在广州的花都市、芳村区搞“四点联销”，5天销售9000万元，在国内引起极大的轰动，并使芳村这个10年彩票销售总量不足400万元的区，一次销售彩票7400万元。

　　紧接着，张组织广州番禺“两点联销”活动，3天销售彩票1.1亿元，使中国彩票史上从此有了“亿元巨奖组”这个名词。

　　1999年1月，在广州天河，单点5天销售彩票9200万元，至今保持全国实物设奖单点销售纪录。同月，张在宁波无偿协助政府“两点联销，现金设奖”，2天销售彩票5000万元，在业内传为佳话。

　　就在张世鹏获得种种“高峰体验”的同时，“大奖组”销售方式在全国各地普遍获得成功。据统计，到1999年，全国几乎80%的彩票销量是采用“实物设奖”和“大奖组”销售模式取得的。但同时亦暴露出突出的问题：奖品质次价高，坑害彩民利益。

　　知情者透露，张世鹏在庭审时称，起诉书上指控“诈骗作案20起，骗取资金5801万元”都太少了。他说，自己从事彩票业十几年，从有奖销售到实物设奖，至少组织了200起彩票销售活动，在这200起中，“我或多或少的都损害了彩民的利益，我隐瞒事实真相，奖品不抵设奖价格”，因此“应当指控诈骗作案200起，骗取奖金上亿元”。

　　承销商独当风险

　　2000年4月1日，财政部终于下发文件取消彩票实物设奖，实行现金设奖。

　　实物设奖方式的取消，尤其是电脑彩票的开通，即开型彩票唱主角的局面逐渐让位给电脑彩票。2001年全国即开型彩票的总销售额不足10亿元，而全国即开型体育彩票的销售额仅占体育彩票总销售额的5％左右。

　　在即开型彩票似乎走向穷途末路之时，彩票承销商遭到了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打击。2002年，国家将即开型彩票发行成本从原来的20％降为15％，从此，发行彩票有了“亏本”的现象。

　　相关的一个背景是：省市彩票发行中心在实际操作中扮演着彩票“批发商”的角色，而这个“批发商”不花一分钱成本，却可以获得利润。

　　“很少有体育局或者是政府机构自己发行彩票，一般都是默认承包商来发行。有的甚至是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销售，不管卖多卖少，彩票中心到时候只管提成就可以了。这样，所有的风险就都推到了承销商身上。”

　　扬州福利彩票中心主任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对此，张世鹏在庭审时的一个说法是：政府部门的专业人才越做越业余，公司的业余人才越做越专业。

　　2002年8月9日到14日，“彩世塔”在甘肃兰州市销售福利彩票，并于8月16日到18日，在甘肃白银市销售福利彩票。“彩世塔”在这两次销售活动中，通过作弊，共摸中55万元大奖，但最后还是亏损15万元。

　　根据国家规定，彩票发行的50％用于返奖，35％为公益金，15％为发行费用。扣除3％的彩票印刷费，还剩下12％。

　　其中，省市两级彩票中心各留1％。承销商一般可得彩票销售额的8％到10％，或者更低，然而他们也要承担彩票发行的所有费用和经济风险。

　　2001年12月23日，“彩世塔”与广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签订合同，约定2001年12月28日到2002年1月2日，举办广州市首届福利彩票文化周，由“彩世塔”承销发行彩票。“彩世塔”承担整个彩票销售活动的经济风险。“提供活动所需经费，包括广告费、场地费、搭建、布置、水电”，销售人员劳务费、协调费等等。

　　这份合同对发行费有一个详细的预计，内容如下：

　　1、广告宣传费：5％（预计300万元，包括报纸、电视和户外宣传单等）。

　　2、场地费：1.5％（预计90万元，包括场地使用、搭建及布置）。

　　3、协调费：1.5％，其中1％给各民政局及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劳务费，0.5％为现场工作人员的补助（公安、公证、保安、银行，以及现场其他人员）。

　　4、销售人员费用：2％。

　　四项相加为彩票销售所得的10%，严格按照这个预算，“彩世塔”完全无利可图，而福彩中心所享受的“1％发行费收益”是固定不变的。

　　调查发现，如果不计算作弊产生的大奖收入，“彩世塔”

　　从深圳开始到扬州案发，将累计亏损1500万元左右。其中兰州、白银两地亏损15万元左右，绍兴亏损近200万元。

　　2002年，“彩世塔”在南京承销彩票时，因为销售太差而没有操作大奖，“如果我们自己再把大奖弄回来，等于自己拿自己的钱，还要交20％的税收”。

　　新规则的代价

　　2000年6月，张世鹏重新组建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张世鹏持股80％，裴秀萍、张士东（张世鹏的胞弟）各持股10％，据知情人透露，实际出资人是张世鹏和裴秀萍夫妇。

　　张在庭审时称，当时公司拥有的资金约为三四千万元。

　　此时，“彩世塔”在深圳的著名的地王大厦51层开始招兵买马，想在即开型彩票萎靡之时，探索“网点销售，电视开奖”的模式。

　　这个模式，中国福利彩票中心1996年曾在青岛和广西试点，但均告失败。1998年，该模式在上海试点成功，于是中国福彩中心于1999年4月全国推广，但均告失败，此后上海也无法维持。

　　2000年8月，尝试新模式的“彩世塔”也难逃厄运，兵败青岛，亏损300万元。同年10月，浙江的再次探索令公司陷入困境，42天的时间亏损近2000万元之巨。

　　为了补充“元气”，“彩世塔”走上了作弊之路。

　　另据张世鹏透露，在深圳市第一届福利彩票文化周举办期间，当时的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和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一行5人曾专程赶到深圳，想让“彩世塔”买断浙江电脑福利彩票的系统、设备和8年经营权，价格为3500万元。

　　张世鹏称，那时“彩世塔”只有千万元的现金流，8年经营权的诱惑构成了其作弊行为的另一动机。

　　“彩世塔案”办案检察官认为，“彩世塔”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主要是彩票发行部门对彩票销售疏于监管，甚至放任自流，为承销商操纵开奖、欺诈彩民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另外，彩票销售现场虽有公证机关临场监督，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但彩票发行主体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法律未作规定。”

　　一位办案检察官说。

　　诈骗罪起诉非法经营结案

　　2003年9月24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就“彩世塔案”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起诉书中，扬州市中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张世鹏、裴秀萍、裴福盛等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被告人张世鹏、裴秀萍、裴福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其他12名被告是从犯。

　　但张世鹏的辩护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认为，张世鹏等人的行为属于“彩世塔”公司行为，而非自然人之间的共同行为。因为做出摸回大奖决定的是“彩世塔”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等人，带有明显的公司意志，摸中的奖金都用于公司继续发行彩票。而这属于典型的单位行为。

　　田文昌称，“彩世塔”操纵大奖的行为也不具有普通诈骗罪的特征。诈骗罪的基本特征是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自愿交出财物，而这种行为方式则又决定了被害对象也是明确和特定的。但“彩世塔”的发行彩票活动是真实的，彩票是由国家发行的，“彩世塔”公司依法设立，其承销彩票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并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公司在销售彩票过程中，并没有提供虚假信息，各种级别的奖金也都是真实存在的。

　　另外，该案中的侵犯对象是入围彩民的中奖机会，这个对象是不确定的，所以也不合诈骗罪的特征。

　　在庭审期间，15名被告的辩护人都一致认为，“彩世塔”

　　的行为属于行业舞弊，因为，“彩世塔”没有提供虚假信息，只是在交易中，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侵犯的是行业规则和“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应当依据彩票管理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罚”。

　　而裴秀萍的辩护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天槐表示，彩票发行在我国尚属新兴行业，到目前为止，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这种现状对于规范和处罚该行业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一定困难。

　　“民政部、体育总局和财政部的行政规章，对于参与彩票零售、代销业务的企业资质没有严格规定，对于企业与彩票中心合作或协作的方式，企业参与的阶段没有禁止性规定。因此，各地彩票中心与‘彩世塔’签订的协议中，均没有禁止该公司参与奖袋封装程序和现场操作，因此，‘彩世塔’有关人员参与了封装奖袋、悬挂奖袋、现场操作的全部过程。”王天槐说。

　　王天槐称，“彩世塔”的行为正是利用了规范和管理上的盲区，“简单地说是钻了法律和管理的空子”。

　　2004年3月25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显然采纳了辩护人的两点意见，即判定“彩世塔”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作弊行为不是自然人之间的共同犯罪，而是单位行为。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尽管目前我国没有关于彩票的立法，但国务院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强调，“对违反规定经销彩票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直至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同时，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都对彩票销售的管理制定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连同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彩票行业的管理规定”。而“被告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不法经营手段，从中非法牟利，情节特别严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活动”。

　　因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15人构成非法经营罪。但被告人认为，彩票只能由国家发行，“彩世塔”只是协助发行，而且在承销之前，双方签订严格的合同。所以“彩世塔”

　　的行为不是“非法经营”。

　　据此，所有被告均不服上述判决，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鲍小东

　　1、2001年12月1日－12月9日，深圳，获取奖金1800万元

　　2、2001年12月28日－2002年1月2日，广州，获取奖金520万元

　　3、2002年1月1日－1月4日，绍兴，获取奖金200万元

　　4、2002年4月4日－4月8日，广州，获取奖金50万元

　　5、2002年4月28日－5月7日，上海，获取奖金708万元

　　6、2002年6月1日－6月10日，重庆，获取奖金240万元

　　7、2002年8月9日－8月14日，兰州，获取奖金25万元

　　8、2002年8月16日－8月18日，甘肃省白银市，获取奖金30万元

　　9、2002年8月23日－9月2日，大连，获取奖金200万元

　　10、2002年9月20日－9月24日，杭州市下城区，获取奖金160万元

　　11、2002年9月26日－10月2日，广州，获取奖金900万元

　　12、2002年9月28日，徐州，获取奖金50万元

　　13、2002年9月30日－10月7日，江苏泰州，获取奖金105万元

　　14、2002年9月30日－10月7日，淮安，获取奖金50万元

　　15、2002年9月30日－10月7日，江苏常州，获取奖金200万元

　　16、2002年10月1日－7日，浙江桐乡，获取奖金58万元

　　17、2002年10月11日－15日，杭州市西湖区，获取奖金150万元

　　18、2002年10月19日－27日，江苏连云港，获取奖金80万元

　　19、2002年10月31日－11月7日，江苏无锡，获取奖金150万元

　　20、2002年10月31日－11月7日，江苏扬州，获取奖金130万元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爱孩子从这里开始
	美女啦啦队招募中	意乱情迷不妨颠鸾倒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