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行业的“猫腻”比较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饶是如此，看到新华社近日发布的一则报道，相信许多读者仍然会大吃一惊。山东一家三等甲级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出于“医务工作者的良心”，向记者披露了医学学会借学术交流之名大吃药厂贿赂的腐败内幕，名义上的学术会议变成了药厂的公关大战，会议过程中的乌烟瘴气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宴请、旅游、洗浴、娱乐等节目自不必说，大量的金钱交易更是让学术交流沾染了浓厚的“铜臭”气味。据知情者称，类似的腐败现象并非山东一个地区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医学学会
体系之中，这样的揭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医学学会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团体，但在我国的社会结构中，它的地位远不是“团体”或“事业单位”所能概括的。从权力资源的角度看，医学学会既拥有政府分配的“硬权力”，比如医学科研成果的评定权、医疗事故的鉴定权，又有医学科学自身拥有的“软权力”，即权威和社会公信，所以，医学学会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约束的“庞然大物”。由于政府对医学学会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公众社会又因为技术门槛难于监督它，医学学会就能非常方便地进行“权力寻租”活动。上述报道中举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上海某公司生产的羟氯喹虽然是一种老药，但仅仅在原有药名上加了一个“羟”字，再经过医学学会专家的推介，价格就翻了几番。药厂吃肉，专家喝汤，患者则因此加重了医疗负担。在药价虚高这个问题上，医学学会做了多少“贡献”，恐怕怎样评估都不会过分。
医学学会腐败的危害性不逊于官场腐败，却更具有隐蔽性，更难于治理。发生在学术交流活动中的金钱交易虽然涉嫌商业受贿，但是检举、证据搜集和控告都很困难，于是专家们收受贿赂的姿态就更加大方优雅，全然不像腐败官员在作奸犯科时那样鬼鬼祟祟。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越多，药价总体水平就越是无法控制，社会在医疗事业上付出的成本就越是高昂，低收入阶层看病难的问题就更难解决。医学学会的腐败就像社会肌体上溃烂的关节，如果不予医治，很可能导致医疗体系的崩盘。
在道德和良知缺席的地方，制度和法律就必须坚守最后的防线。医学学会要不要进行权力切割？这种游离在体制边缘的“权力大鳄”应该如何约束？法律通过何种途径能够干预医学学会的普遍腐败？这些问题已经变得十分紧迫。如果司法机构和政府主管部门看到了这些情形而不作为，弥漫在医学学会体系内的“铜臭”就无法驱散，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