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特刊：志愿军俘虏管理处中队长刘万海讲述：志愿军善待联合国军战俘 模范执行日内瓦公约

　　我今年82岁高龄了，亲自管理过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以美国为首、包括英国、新西兰、土耳其等国的“联合国军”战俘，所以有机会亲自执行我志愿军对“联合国军”的战俘政策。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我也接收过志愿军遣返人员，亲眼目睹了我军被俘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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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战俘营惨遭迫害留下的累累伤痕，亲耳聆听了他们讲述遭受虐待的种种苦难。

　　听到了21世纪美国虐俘新丑闻之后，我想我必须把上世纪两军在对待战俘问题上的天壤之别告诉世人。这种差别不管被说成是政策也好，或是系统问题、价值观、文化差异也罢，事实摆在那里，可以由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去评说。在战争或战役中被对阵敌方俘获的军人，都统称为“战俘”。然而，在不同的战俘营里，战俘们的生活待遇、政治处境、生命安危乃至最后的结局却有很大的差别。

　　当时，我任志愿军俘虏管理处二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管理着联合国军各兵种被俘的少尉至中校级军官200多名。我们在物资极度贫乏的状况下，设法满足了战俘的生活需要，活跃了战俘的文化生活。我们虽然是敌对的两军，但对于放下武器的战俘并没有任何政治和人格上的歧视。

　　尊重民族习惯　供给标准从优

　　保证战俘的物资供给是一个人道主义常理。但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是在不寻常的条件下经过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仅一周年，物质基础极为薄弱。尽管国内人民节衣缩食，省下物资支援志愿军，仍很难满足所需，我们的军队是以一把炒面一把雪的顽强意志与世界头号侵略者殊死搏斗的。但对于在朝鲜干尽坏事的联合国军的俘虏，我们还是给予优待。

　　当时，志愿军实行供给制，以职务和级别区分伙食标准，营团级干部按中灶标准每人每月18元，连级以下的指战员按大灶标准，每人每月12元。战俘标准原则上在两者之间，即每人每月15元，但是，战俘的主副食、油盐调料和雪茄烟等物品全部从中国选择优质上等品供给，没有任何损耗而且按最低价格计价，运输费用全由国家支付，所以形成了事实上的俘虏优厚待遇。

　　为照顾美、英及新西兰人喜甜食的习惯，供应战俘的主食原料是面粉，白糖也满足需要。当时面包烤箱是无法解决的奢侈物，我们二中队就用处理干净的汽油桶改装：在桶上开一个门，桶中间架起可自由推拉的隔板，把几个同样的桶固定在特制的灶台上，将蒸熟的长形馒头放上隔板并关好桶门，让火焰通过桶的四周来烤。当香喷喷金灿灿甜丝丝的面包出炉时，战俘们高兴极了，“OK！”“Good！”赞不绝口，有的还伸出大拇指僵硬地说：“顶—好”。我们中队的指战员偶尔要改善生活，也会自己带上原料，请战俘厨师加工那样的面包，当时的情形至今难忘。

　　供给战俘的副食主要有猪肉、羊肉、牛肉、黄豆、鸡或鸡蛋、鱼。肉是去掉边角的方肉，蛋是经过挑选、整箱整箱从国内按调拨价运去的上等货，鱼是朝鲜渔民从鸭绿江里打来的活蹦乱跳的鲜鱼，其他蔬菜和调料应有尽有。中国人历来尊重少数民族，我们为土耳其战俘专门设立了回民灶，物品也是按回民习惯专供。

　　丰富文娱活动　交流赢得真诚

　　我们用有限的资金备置了吉他和提琴，战俘们可以尽情地开展文艺体育活动，因为乐器数量少，我们又自制了土吉他和其他乐器，比如用洋铁桶制作音箱。志愿军的战俘营中天天可以听到吉他声、歌声。

　　除了每周循环放映电影之外，我们还经常组织由战俘们自编自演的联欢会。以1953年5、6月间为例，当时交战双方正在板门店谈判战俘遣返问题，由于美方企图扣留中朝战俘，谈判处于僵局。可是在我们志愿军一方关押的战俘并没有因为遣返协议不能尽快达成而悲伤，他们还像往常一样认真排练节目，直到演出。二中队的演出更是别开生面，演员不仅化妆，还事先精心制作了模特，将“她”放在舞台最醒目位置面向观众微笑，更增添了欢乐气氛。战俘们在演出前还把我们中队的干部安排在前排“雅座”，待如上宾。演出中掌声不断，欢笑声、口哨声、叫好声一浪又一浪。我们的土吉他样子虽没有洋吉他漂亮，音量却大得多，音色更不比洋的差，奏出的音乐优美动听，战俘们抢着弹还抢不到，后来又“成批生产”了好几把。

　　我们为战俘购置了以英文为主的各种图书杂志，它们是战俘了解世界的媒介，也是与我军指战员相互交谈的媒介。到后来，从政治、文化到社会时事等问题，战俘们与我们几乎无所不谈。

　　一个叫艾伦的黑人是美国工兵少校营长，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美国歧视黑人的事例，说在美国军队里，不管黑人有多大本事也不能担任将级职务，比如他就只能到少校而无法再提升了。美军对黑人不尊重，最危险的工作如爆破、起雷、冲锋由黑人承担。黑人士兵不能单独执行勤务，必须有白人士兵随同监督，白人士兵站累了，就让黑人士兵趴在地上当座椅。他们对美国出兵朝鲜的目的也有不少揭露，美国政府对外宣扬的是“为自由而战”，但战俘说他们的上司对部下说，朝鲜的苹果世界第一，朝鲜的炊具全是金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一个美军中校问我：“斯大林是你们共产党的首领，他死了你们悲伤吗？”我回答：“是的。”他说：“对华盛顿，至今美国人还很崇敬。”

　　管理环境宽松　体育项目多样

　　志愿军的战俘营不像联合国军的战俘营那样铁丝网里三层外三层，四周的岗哨荷枪实弹，志愿军的战俘营四周仅用木棍或树枝栽成一个单层篱笆，只不过起个标志作用，除此之外再无第二道障碍，门口只象征性地设一名岗哨。白天，战俘们找人或看病，只要向岗哨打个招呼就可以。为了便于战俘们到河边晒太阳，我们还在靠小河的一侧开了个可自由出入的便门。

　　一天，在志愿军俘管处给战俘们放映电影《上饶集中营》的当晚，有六七个战俘跑了。我们发现后及时搜索、喊话，他们就一个个地从营地附近藏身的树丛里站出来，统统举起双手，嘴里连喊着“OK”“OK”，第二次当了俘虏。他们说，之所以逃跑，是想模仿电影中我新四军指战员越狱的样子，没想到跑到山上后便迷失了方向，只好隐蔽在树丛中。我们由此接受了教训，但从中也可看出联合国军战俘宽松的生活氛围。

　　战火弥漫的年代里，在战俘营开展体育活动困难很多，但我党我军重视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待战俘，即便在朝鲜，也为这些身在异乡的战俘营造了良好的体育环境，以便他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与家人团聚。

　　我们开展的项目有各种球类，其中棒球最受喜爱，每天赛事不断，甚至误了吃饭时间也要赛出个结果才甘心。田径和器械项目也不少。社会上没有的项目战俘营里也要“发明创造”，比如在几条跑道的中间放上麻袋，参赛者跑到放麻袋的地方后要双腿伸进麻袋，双手将麻袋提及腰间向前蹦跳，最先到达终点者为胜。谁也没能为这个项目起出恰当的名字，但这个活动的围观者同运动员一样兴奋，总有很多观众呐喊助威、捧腹大笑。这项运动也成了每次运动会的必备项目。

　　一次，在志愿军俘管处代表队与各国战俘代表队的篮球比赛结束后，有战俘提议，要我处一位参谋长表演中线投篮。当他三投三中时，场内顿时轰动，掌声、赞叹声交织在一起，随后球迷们将他抛向空中，三起三落，并不断地握手称赞，对他的球技钦慕不已。

　　福利设施周全　信件自由往来

　　在福利设施上，我方战俘营充分考虑并设法满足了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为便于对战俘的管理而新建的集体宿舍宽大明亮，一个房间住二三十人都不显拥挤，室内通风采光很好，木床下有暖气管道，冬季在室外生火，屋里既温暖又卫生。战俘每人都有全套床上用品，还有毛毯。别说在前线的志愿军指战员少有这样的居住条件，连国内的居民都难以达到。

　　设在战俘营的理发室与社会上的理发馆没多大区别，只是不挂幌子。理发用具齐全崭新，围裙洁白如雪，椅子是战俘木工精心制作的活动靠椅，理发师是从战俘中选出来的巧匠，他们熟悉每个人最喜欢的发型，因此去理发的人每次都能称心离去。

　　理发师也欢迎我们的指战员去理发，每次理发都是一次很好的交流机会，若涉及到祖国尊严的话题，即便是小事大家也都会互不相让争论一番，比如一个打火机，美国人说他们的好，我们说中国的好，英国人就说“No，No，我们英国的顶—好”。争到最后是都好，哈哈一笑了事。

　　西方人多数有腋臭，因此有勤洗澡的习惯。战俘营里不仅设有澡堂，还有木工房。战俘中有木工技艺的人可以施展专长，利用废旧包装箱制作更衣座椅，自制木拖鞋。他们非常欢迎我军指战员光顾，不论谁去，拿拖鞋、试水温，倍感亲切。

　　我们给战俘按时供应各种卫生用具，不误季节地按标准发放服装鞋帽。记得中队里有个叫卡斯特勒的美军中尉，身高两米多，脚比一般人的大，那时发给战俘的鞋子最大号是45号，他穿不了，我们就派司务长周万顺同志专程回国到丹东市为他定做棉鞋。周万顺同志一米六左右的个子，提着一尺多长肥大的鞋走在路上，被一群人围观。当他们得知是为战俘特制时，都说我们太照顾发动战争的美帝国主义者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实是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的典范，其中包括保障战俘通信自由。我们向战俘无偿提供信纸、信封和笔墨，保证他们每人每月最少与家人通信两次。战俘们也可以随时收到亲人的来信，不仅及时了解家庭情况、社会消息，还能知道军方对其本人晋级增薪的决定，有人还时常收到照片和口香糖。

　　中美待遇差别　人权高下立显

　　由于政治上没有歧视，战俘们心情舒畅，加上伙食良好，又有体育活动，所以到停战时他们个个红光满面。总而言之，我们同战俘彼此之间是合作的，甚至是友好的，很多人对我们产生了友情，在有些问题上观点趋于或接近一致。在遣返回国时，许多人是经过多次动员、说服之后才决定回去的，临别时还依依不舍，“Thank　you”“Goodbye”，声声不断，含泪挥手告别。

　　但是我们志愿军战俘所受的待遇可不是这样。在朝鲜板门店交换战俘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谢谢”“再见”的场面，而是他们将自己身上仅有的衣服脱下来甩向敌人，用一条毛巾遮羞，用鞋子回击敌人后咬牙切齿地离去。当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时，我们看到了他们瘦弱身躯上的累累鞭痕、被刺字、割肉以后长好和还没有长好的伤疤。回到营房以后，他们在亲人面前控诉被虐待的情形时，不光受害者义愤填膺，倾听者也无不心碎。我清楚地记得这样的场面：被俘者一个人在台上控诉敌军警和蒋帮特务对他们施以饥饿、苦役、毒打、刺字、挖肉挖心、处死的虐待罪行，台下成百上千的人忍不住失声痛哭，整个大厅一片嚎啕，哭声撕心裂肺。在那段日子里，他们，我们，每个人的眼里都浸满泪水，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那时我们的伙食仍然不错，但大家都瘦了许多。

　　我看，美国政府如果还有良知，就应该为自己虚伪的人权观感到羞愧、汗颜。( 完）（来源：参考消息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