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徐彬 李海鹏

　　□央视记者 徐 娜

　　付广荣提供的账目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夏日特卖 全场1折 美女啦啦队招募中 意乱情迷不妨颠鸾倒凤

　　5月29日，阳光儿童村所在地——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政府向市里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我们还要细查。”赵小安(化名)在拿出这份调查报告时，异常谨慎地重复着这句话。他是“阳光儿童村调查组”的成员。两天前，沈阳市人民政府、东陵区人民政府联合成立了这个小组，公安、审计、教委、妇联、民政等部门均抽出专人参与调查。

　　沈阳市公安局东陵分局最早担心的是儿童村接收这些孩子的合法性。他们连夜赶到儿童村，付广荣出具了由这些孩子的母亲在监狱里签署的委托抚养书。

　　但儿童村至今没有正式注册，属于非法机构。付广荣对此的解释是，民政部门不认为这些孩子是孤儿，拒绝给她办理相关手续，捐款人自然不能拿到正式发票。

　　自2001年9月成立至今，3年来没有任何部门对其进行监管。赵小安承认当地政府部门有监督不力的责任。他们已建议民政等部门，协助儿童村尽快办理申报手续，督促其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规范对儿童村的管理。

　　调查小组发现，孩子们居住条件较好，但饮食比较差。由于儿童村没有洗浴设施，个人卫生也比较差。一些孩子由于受家庭暴力影响，心理有压抑感，在校表现不佳。

　　调查的重点是儿童村的资金收支，审计的依据是付广荣本人提供的各种原始票据。

　　从付广荣自己提供的材料看，创办于2001年9月的阳光儿童村，占地约10亩，现建有三栋楼房，19间平房，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儿童村目前已支出40万元的土地转让金和170万元的基建费，而日常生活支出合计63.697714万元。三项合计支出273.697714万元。

　　近三年来，儿童村的账面收入是138.484418万元，其中社会各界捐款合计为105.885718万元，付广荣为四家单位做法律顾问的收入是14万元，卖书款(即《我与三十七个女杀人犯孩子的故事》)为18.5987万元。另外，儿童村现结存资金8万元。

　　从这个结果看，支出比收入反而超出了115.495296万元。据付广荣说，这115万余元是“自己投入的资金”。

　　付广荣也一直宣称，为了建设儿童村，她已经倾家荡产：卖掉了律师事务所和320平方米的门市房，得款78万元；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甚至包括准备女儿结婚的30余万元费用，前后投入了110多万。

　　调查报告附有根据付广荣提供而整理的117家捐款单位和个人的捐赠统计表，社会各界捐款总额便据此而来。这些捐赠数额只是现金，不包括任何形式的物品，“尤其是一些旧的物品无法去折算”。

　　“儿童村财务管理很混乱，家庭式管理现象突出，我们要求他们尽快拿出整改意见。”赵小安说。

　　对于调查报告中“没有发现有严重违法犯罪事实，准予保留”的初步结论，赵小安的解释是，不能以“雷锋”或“伟人”的标准去要求付，“即使在钱数上有点出入，即使那里是一个窟窿，也不是个很大的窟窿，她能腐败到哪里去？”

　　“捐款人要是知道会伤心的”

　　付广荣称，“我现在把所有的账，连屎带尿全都交了上去了”。但是这样的账，可信吗？记者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回访捐款人。

　　记者找到了刊登安利公司捐赠仪式的报道。在醒目的照片中有一张特制的支票，上面填写的金额是35.6万元。而在付广荣的流水账中，金额却是20.16万元。付的解释是，支票上写的35.6万元不全是现金，也有物品。

　　“这35.6万元全是现金。”安利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断然否定了付的说法。

　　2003年12月25日，安利辽宁分公司举行成立5周年文艺汇演，邀请了付和一些孩子到现场演讲。之前，他们接到了儿童村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的求助电话，希望能够对儿童村给予帮助，“孩子们吃的大米和白菜还有一些，最好捐点钱，可以给孩子买点用的东西。”

　　“我们一开始也担心被骗，还专门咨询了省妇联，得知儿童村反映的情况属实，辽宁省有关部门曾专门为此向社会号召，募集善款。”这位负责人说，“公司决定把这次文艺汇演的两万元门票收入捐献给他们。”

　　晚会上，孩子们的眼泪感动了在场的观众，来自各地的安利产品经销商们纷纷自发地捐钱，“有的包了小红包，有的装在信封里，还有近百人专门到儿童村认养了孤儿，每个月给那些孩子提供400元生活费。”

　　除此之外，安利公司还向儿童村捐献了一批书籍、儿童西服套装和学习用品，并未折算成现金。

　　“到今年元月19日，安利公司的这些经销商已累计捐款35.6万元。这些钱都是亲自交到付的手中。”安利的负责人说，“她现在说这笔钱不全是现金？我想这些捐款人听到后会很伤心的。”

　　一块价值10万元的“付妈妈”牌月饼，在2003年7月被沈阳鞋业园买走。付想通过经营品牌，让儿童村丢掉要饭碗，捧上铁饭碗，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我们当时想把儿童村的无形资产给开发出来，注册了40多个‘付妈妈’牌商标，不过后来只卖出去了这一块月饼。”谈起这段经历，付立刻显得神采飞扬。

　　鞋业园的这10万元账，确实记上了捐赠统计表。但付的月饼，却不止卖出一块。一位知情人说，在去年中秋节，儿童村的工作人员曾拉着一车月饼从一家保险公司换回了17000元的支票；辽宁一家烟草公司，也用5万元买了1000块“付妈妈”牌月饼。

　　这位知情人还说，一些到儿童村参观的人，会留下数十元到数百元的钞票。在演讲和募捐活动现场，许多观众也会献出爱心。而在捐赠统计表中，却没有这些记录。

　　鞍山球迷协会会长罗西是阳光儿童村的爱心形象大使，前年在沈阳一家大商场，他和儿童村联合组织了一次书法义卖活动。

　　“有一幅字拍了两万元，我打开厂家递上来的红布包，把这两沓钱用手这么一捻，全部扔在善款箱里。还有一幅字厂家给了1万元的物品。义卖完了孩子们开始演讲和唱歌，孩子一哭，我也直掉眼泪。商场的顾客纷纷捐款，几块，几十块都有，大约有几千元。那场面，真是感人。”罗西说。

　　到儿童村去过几次之后，他开始有了点“看法”。“一些十几岁的女孩连自己的箱子都没有，我想给她们弄点，好藏点隐私的东西，一位工作人员说箱子无所谓，弄点钱最好。”罗西感觉，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

　　罗西第一次到儿童村的时候，那里还只有一栋楼。等到他再去，第二栋楼已经盖起来了。“我寻思儿童村如果少建一栋楼，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会更好。”他说。

　　儿童村实际上到底接受了多少捐款，或许已无从查清。

　　“她是个慈善的人？”

　　“我本来是蛮富裕的，只是想通过儿童村的建设，来推动国家立法。”付广荣说。

　　那么，她是如何积蓄起这些财富的呢？当地媒体披露，在建立沈阳阳光儿童村之前，付曾经办“黄”过一家同样有慈善救助性质的烈属护理院。

　　“如果这件事立案，我随时出庭作证。”王小刚(化名)向记者出示了大量有关烈属护理院的材料。

　　付广荣时任“辽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在获悉省委有关领导有成立烈属护理院的意向后，她迅速开始了筹办工作。“20多位刚毕业的学生，三个人一部电话，抱着电话簿挨个找厂家拉赞助，许诺可以和某某领导合影，可以在成立大会会场挂多少条幅……”

　　法制教育中心规定，一旦拉来赞助，可以从中按10%提成。与此同时，烈属护理院开始陆续请到了23位烈士的遗孤遗属，安排住下，其中最有名的一位烈士遗属——东北抗日民族英雄苗可秀的妻子、人称“双枪老太婆”的王儒贤老人。

　　当烈属来得差不多了，护理院成立大会在2000年12月18日隆重举行，当时开了一个很光鲜的新闻发布会。王小刚记得，当天护理院便得到了11.6万元的救助款。一位知情人说，护理院前后共获得社会各界捐献的救助款达300余万元。

　　王小刚保留的当时一些票据，非常耐人寻味。

　　在一张法制教育中心给“沈阳万林集团”出具的1万元的三联收据复印件上可看出，注明的款项名目是“新闻发布会赞助款”。

　　而在收据下方，却有万林公司反馈的修正证明：“此笔款为我公司为烈属护理院的救助款，特此证明，(不是赞助款)。” “沈阳万林集团财务专用章”加盖在后。

　　一般人都能清楚，商业赞助款和慈善救助款的区别。

　　完全相同的情况，出现在为本溪长江实业、人寿保险朝阳分公司、中央储备粮沈阳管理公司等单位出具的三联收据的复印件上。

　　在举行发布会前几天，23位老人高兴地穿上了和光集团捐献的羽绒服。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就在发布会结束的当天晚上，付广荣就安排把他们全部送离护理院，“护理院不办了，都回去吧”。

　　万分惊讶的王小刚问解散的原因，付的回答是：“这个你就别管了，你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

　　老人们被一个个送走。临走前，他们身上穿的羽绒服无一例外都被扒了下来。护理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付主任的意思是不让他们带走一个线头。一位老人想带走一个小收音机在路上听，被付一把夺下。

　　“王儒贤老人走的时候，头上带了一顶线帽，也就值个两三元钱，她说挺暖和的，问我能不能带走，我还没回答，付广荣就在我身后吩咐另一位员工说，‘去，把它摘下来’。”王小刚说。

　　一位与付广荣共过事的女士说，付买下的后来用于儿童村建设的地皮，原本是要盖别墅，后因被人举报才改走慈善这个“既可以洗钱又可以赚钱”的“妙招”。

　　“儿童村迟早要出事。她怎么能做好慈善的事？”这位女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