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金志、肖春飞，实习记者杨林／上海报道

　　雇主与保姆的关系隐喻着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和潜伏冲突。这个问题的解决难度及重要性并不亚于造一艘载人飞船

　　似乎已经没有人再去议论周岱兰这个名字了。但这位安徽保姆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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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却仍然在持续。

　　最直接的一个效应是，6月，上海将对外来家政服务人员实行意外伤害保险，外来保姆每年只要缴付30元，就能获得最高理赔额为10万元的保险办法。

　　政府的设想是美好的:也许，就可以避免再出现周岱兰式的不幸，也可以避免城市雇主们的忧心忡忡。但是，事情却似乎更加复杂了起来。

　　未有终曲的“周岱兰事件”

　　事件需要回放到2003年12月24日，西方的平安夜，却是农妇周岱兰一个冗长恶梦的开始，她在生命的深渊里绝望地下坠，直至游离在地狱之门。

　　在这之前，她像生活在上海的无数民工一样，小心翼翼，任劳任怨，也有些劳作小憩时的满足。

　　周岱兰是安徽省庐江县杨柳乡农民，家境贫困，10年前丈夫因病去世。儿子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难以为继。

　　2002年6月，周岱兰经上海市普陀区一个家政服务中介所的介绍，到一户姓丁的人家做保姆。

　　两年多都平安过去了，但就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天，在擦窗户时，她不幸从4楼摔下，造成腹腔大出血，脾脏破裂，腰椎粉碎性骨折。

　　医疗费用高达5万元，周岱兰根本无法支付。

　　在把周岱兰送入医院的当天，好心谁的雇主就为周岱兰垫上了6000元钱，后来又陆续给医院送钱。

　　雇主的女儿丁女士告诉记者:“我们前后付了将近2万元医疗费，能够支配的现钱已经快用光了。”中等收入的雇主最担心的还不是已经花去的钱，而是他们不知道到底要在这件事上花多少钱，会不会令他们破产。

　　而周家的人却认为此事是城里人的责任,要求雇主支付全部费用,甚至不惜为此对簿公堂。两家人的和睦关系一夜间粉碎。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初次见到周岱兰时，她不时抽搐，流着泪说:“我怎么没死呢？死掉多好。”

　　救治周岱兰的上海普陀区中心医院，也为垫付的医疗费头疼不已。后来，此事经媒体报道，周岱兰才由民航上海医院免费接收,社会各界的捐款也纷纷到达。

　　不久前，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到民航上海医院看望周岱兰的时候，见她的伤情已经基本稳定。

　　儿子赵林林仍在日夜不离左右地陪着她，并对未来流露出茫然神情。他说：“妈妈的康复得益于媒体和热心人的帮助，但不是每个农村来的保姆都会像我妈妈那样幸运。”

　　“周岱兰事件”引出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事实上,当人们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时，看到的往往是高楼大厦和衣着光鲜的外商、白领，却忽视了城市中另一些人群。保姆，就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保姆现象的产生根本上源于中国城乡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当不少城里人已有余钱购买别人的服务时，大部分农村人仍要为最基本的衣食而出售劳力。

　　在上海，从事家政服务的保姆有数十万。如此一支庞大的家政服务人员队伍，却享受不到丝毫劳动和社会保障: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在现行劳动法中没有明确规范，所以周岱兰的摔伤，不算工伤，不受劳动法保护;《上海市外地劳动力工伤待遇的规定》的适用对象也不包括保姆。

　　事实上，面对意外伤害和飞来横祸，绝大多数保姆只能心存侥幸。

　　至少，“周岱兰事件”使不少城里人意识到，如果不对越来越多的农村外来务工人口进行基本的生存权保障，城市的安稳生活就有可能被狠狠撕裂。而另一些人则从人权平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保姆险”与保险公司效益

　　不管怎样，“周岱兰事件”让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定决心，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外来家政服务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上海市社会与劳动保障局新闻处的陶先生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保姆险”具体政策6月份一定出台。

　　然而，在市场经济下，在城市里，在上海这样的商业中心，一切事情要顺利实施，都不能避开经济效益的话题。

　　记者了解到，承接“保姆险”的是上海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当被问到承接“保姆险”的市场收益时，工作人员称，尚未核算“保姆险”的市场收益，但既然承接了这笔保单，就一定是有收益的，否则不可能立项。

　　从事保险业多年的余晓健小姐对记者说:“所谓保姆险，涵盖在现行的意外伤害险产品中。”记者查看意外险条款发现，保姆被归为一类家庭家政管理人员，风险最低保费最便宜。

　　但即便如此，投保最高保额10万元也需年缴保费180元，而政府规定的“保姆险”每年仅需30元。30元和180元的差价是否太大？

　　“保费高低是因保险范围不同，我们提供的是一年中任何情况下的意外伤害保险，而‘保姆险’只针对劳动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余小姐这样解释。

　　另外，由上海平安人寿承担的“保姆险”属于团险范畴。团险是一种以多赔少的保险，若一人出问题，团体的保费可拿出来偿付给个人。余小姐说，团体保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付风险，不然，保费如此低的“保姆险”会让保险公司很为难。

　　那么，就团险而言，怎样算出保险公司在“保姆险”上的收益呢？有经验的余小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所谓“团险收益”，是和参保人数及最高赔额有关。通常情况下，保额为10万元的保险，若有1000人参加，投保最低金额只有达到每人每年100元，保险公司才能持平。

　　也就是说，若现在按每人每年30元计，只有达到3000人投保，保险公司才算持平。自然，投保人数多于3000，保险公司将有可能赚钱。

　　谁来为“保姆险”买单

　　据媒体报道，今年的3月26日，北京20多家家政公司的负责人为836名保姆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北京目前有家政服务业人员15万人，加入保险的才836人，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偌大的上海，要吸收3000保姆参保，还必须靠有效的措施或政策，其中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保姆险”该由谁来买单？按理说，作为团险的“保姆险”，该由家政中介买单，因为它是惟一可以说得过去的保姆集体组织。

　　上海人人家政服务公司陈经理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我们的意见是公司承担也没有关系，虽然家政人员不是我们公司正式员工，但他们毕竟是弱者，需要保护，而且购买保险对我们公司也是种宣传作用。”

　　这是记者了解到的少数几家愿意承担“保姆险”的中介之一,据记者了解，大凡这样的公司都是有一定规模、比较正规的中介公司。相比之下,上海的许多中介公司大多由个体经营，两三个人、一个电话即成公司,散落在上海市的大街小巷。

　　记者沿街走访数家，发现中介当中听说过周岱兰的倒不少，可知道“保姆险”是怎么回事的却不多。当记者说起“保姆险”具体细节的时候，不少不愿透露名称的家政中介都表示了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中介公司在申请资质的时候已经花了很多钱了，保姆收入本来就不高，介绍保姆的中介费用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

　　有的中介公司坦言，他们和保姆之间只存在“介绍”与“收介绍费”的关系，保姆在雇主家的任何状况，他们不负责任。要他们再承担什么“保险”，不管多少钱，他们都是不会出的。

　　中介公司不承担，买单的任务似乎落到了雇主或保姆自己身上。他们两者谁能为“保姆险”买单？情况并不乐观。

　　《瞭望东方周刊》在浦东洪山路一家保姆中介处见到一群外来人员，各种年龄层次都有，她们挤在一个只有7-8平方米的狭小房间内，等待着雇主的光临。

　　记者上前询问，她们中好几个人知道周岱兰的事，说起保险，她们露出了渴望的表情。“毕竟买保险就是买个放心。”来自徐州的刘阿姨对记者说。可是，当记者问及，是否她们自己可以承担每年30元的保险费时，一屋子的女性几乎都表示反对。

　　“每年只交30元,你们不想买个放心吗？”记者问。“30元也是钱啊,如果富裕，谁还会出来当保姆呢？”“还没做,就想到会出事,我不会这么倒霉吧！”“我自己会小心的，如果碰上了,自己倒霉就是啦！”

　　至于由雇主替保姆交纳保险,前来雇佣保姆的林先生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知道周岱兰的事,也愿意为保姆交保险,但他说,这是为了花30元钱买个太平,实际上,由雇主承担这笔费用并不合理。

　　“社会保障是社会和政府的事情，保姆是社会成员，怎么让雇主个人承担她的保险？”一位想请钟点保姆的王小姐更是满脸疑惑，“钟点保姆按小时计，我们若交纳她的保险费，是否也按小时计？”

　　显然，“保姆险”尚有不少细节需要完善。推而广之，城市中除了外来保姆，还有外来建筑工人、外来垃圾清运员、外来快递员……他们的保障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就算是保姆和所有的外来劳动者全部交纳了类似“保姆险”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要解决他们的养老保障和失业保障，则更需要难艰的努力──但这是值得的。

　　“分蛋糕”难题

　　人们注意到，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在今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3月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说把“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写入宪法是为了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目的是“把蛋糕做大”;那么把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则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平,“把这块蛋糕分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郑功成说，社会保障被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些重要变化。中国已走出贫穷时代，然而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却在持续扩大，劳资关系冲突以及农村流动人口与城镇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失衡也在一些地方呈恶化趋势。

　　中央党校政法部刘素华博士认为，中国9亿农民将是社保制度普遍介入再分配环节后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每一位公民都将逐渐享受到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权利。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保制度的构架基本上只适用于城镇居民。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缺乏社会保障,80%的劳动者与老年人没有基本养老保险,90%的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乡村贫困人口没有制度化的最低生活保障。

　　上海加大社会保障工作力度

　　截至2003年底，上海市已有3.9万个单位为77万外来从业人员缴纳了综合保险，覆盖量仅占300多万外来从业人员的四分之一。记者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上海市力争年内实现外来人员参加综合保险的人数由现在的77万提高到200万。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副处长盛祖欢说，他们将在今年内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个进入上海的外来从业人员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加大监察力度，建立网格化督察机制和接受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