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郑州6月9日电

　　“谁说女子不如男”，常香玉以一出豫剧《花木兰》风靡艺坛，家喻户晓。

　　戏比天大。从艺70多年，她曾敲过张生的房门，舞过白素贞的宝剑，握过花木兰的长枪，把对艺术永无止境的追求当作了自己生命的全部，使一个乡间小戏成为中国第一大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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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种，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而且走出了国门，拥有亿万观众和戏迷。

　　德艺双馨。2004年6月1日，她永远离开了梨园艺坛，但作为一位人民艺术家，从义演捐献飞机到投身扶危济困公益事业，再到筹资设立“香玉杯”奖掖豫剧后人，她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和演戏先做好人的艺德，永远馨香扑面。

　　戏比天大———她以对艺术永无止境的追求，改变了一个剧种的命运，终成一代宗师

　　上世纪30年代末的开封，一所小学校包场演戏，戏台上一个小姑娘表演耍枪。突然，枪被她一脚踢到台下，顿时引起一片惊叫，前几排的观众吓得缩脖子捂脑袋，后排的观众齐刷刷站了起来。一个小学生捂着脑袋，哭道：“头被砸了个疙瘩。”

　　事后，小姑娘的父亲说，“孩子，祖师爷说过，上了台，戏比天大。哪怕天塌下来，也要把戏唱好，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

　　这个小姑娘就是常香玉，“戏比天大”四个字从此深深烙在她的脑海里。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家庭，为了不当童养媳，9岁起随父学艺，10岁登台。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她成为豫剧的领军人物，把豫剧带到了祖国的大西北、两湖两广，带到了千山万水之外的维也纳、克里姆林宫。豫剧由一个地方戏种，变成了老百姓广为传唱的地方戏。

　　一名演员为啥会这样影响一个剧种的命运呢？“常香玉一辈子的心思都用在叫老百姓喜欢上了，”戏剧研究员石磊一语道破。常香玉常说的一句话：“唱戏是叫老百姓喜欢的，感染不了观众，你不是只能干瞪眼？”

　　这一点要归功于父训：“戏是苦虫”“吐字不清、道字不明，等于钝刀子杀人。”为了做到高音不刺耳，低音听得清，开始学戏的常香玉每天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练。在她练低音的时候，父亲经常跑到百十步以外，或者躲到一棵大树背后去听。凡是听不清的，必须反复许多遍，常念得口干舌燥，嘴唇发木，舌头累得打不过弯来。父亲为纠正她的吐字，有一次竟将她的嘴抠出了血，她含着血、流着泪，一次又一次，一字又一字地反复吟唱。就这样，才练就“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绝功，直到今天，戏迷们最称道她的道白：不用看字幕，能听得清清楚楚。

　　海纳百川成大洋。常香玉努力取百家之长，谁有长处向谁学习，包括其他剧种、门派。她博采众家之长，集豫剧之大成，把豫东、豫西、祥符、沙河、高调等五大豫剧声腔派系熔于一炉，而且广泛采撷了河南曲剧、越调、京剧、昆剧、河北梆子及河南坠子等剧种和曲艺的声腔技巧，形成了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常派艺术。即使是成名以后，每次演戏，丈夫陈宪章总是偷偷地和观众坐在一起，看观众的反应。观众觉得啥腔好听就唱啥腔，不管是哪个流派的。有时她一句唱腔里能有5个音，一句话里融合豫东、豫西两大派。

　　提起常香玉对姊妹艺术的借鉴，曲剧演员张新芳深有体会，她说，“有一年在开封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已是红极一时的常香玉专门来听唱，演出结束后，她来到后台拉着我的手说，曲剧真好听呀！后来她就把曲剧的唱腔用到了《花木兰》、《拷红》等剧目中。我们一起出去开会，她总是要找机会相互切磋一番，看看这一段该咋唱，那一段该咋表演。”

　　为了让戏“顺民心，反映时代”，她不守旧，戏随时代走，艺随精神长。她和丈夫陈宪章一起动手，在改造传统题材的同时，积极演绎现代戏。《拷红》、《白蛇传》、《大祭桩》、《花木兰》、《破洪州》……这些传统剧目的改编，使历史与时代产生强烈的共鸣，成为常派艺术的传世之作。《朝阳沟》、《李双双》、《红灯记》……来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这些现代戏的探索，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让常派艺术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十年浩劫刚结束，第二次获得解放的常香玉满怀激情，走农村、下厂矿，高唱一曲“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喊出了人们压抑多年的心声。

　　“常香玉的戏说农家的事，讲农民的道理，人物形象，甚至包括传统剧目里的帝王将相，也被农民化了。常香玉演的红娘，连脚步都是地道的农村姑娘，活脱脱一个热情洋溢、风风火火的‘河南妞’。”戏剧理论家刘景亮认为这是常派蹿红的一个重要因素。

　　“台上好听好看，台下千遍万遍”，即使是“文革”期间被禁止演戏，常香玉都没断过练功，经常躲在被窝里唱戏温戏。被送到农村改造时，她趁中午没人，跑到苹果园喊嗓子。回到团里被安排扫地后，她就暗地瞅着其他演员，偷偷地学《红灯记》。结果一位演员临时嗓子出了问题，她一下子就顶缺演上了李奶奶。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石磊说：“常香玉在用声腔塑造人物方面达到了极致，唱腔苍劲中不失隽秀，粗犷中流露柔美，奔放里见含蓄，娴静中微透着俏皮，刚柔相济。与此同时，形成了用心、用情唱戏，真实、准确、质朴、刚健、清新的表演风格。”

　　正是凭着对豫剧艺术的执著追求，常香玉才成为现代豫剧的一代宗师。

　　慷慨解囊———她向祖国和人民捐献了一切，用爱国情、爱民心感天动地

　　说起常香玉平时的生活，她的家人、邻居、徒弟、学生，几乎都用同样的两个字概括：简朴。那座不起眼的小平房，一住就是17个年头，刷的是白粉墙，铺的是水泥地，用的三斗桌、书柜是当年单位发的，她睡的板床上还铺着裁掉半截的旧床单用来遮灰。她得意地对女儿说，你不要的这旧单子我剪成了两半，可好用啦，洗起来省水，连肥皂都省了。

　　常香玉一辈子很少穿新衣服，衣服总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枕头是用旧衣服裹的。她交代女儿们，穿破的丝袜子可别扔了，我接起来能当绳子用。离开人世时，她穿的仍是平生最喜欢的一套旧衣服：上世纪70年代丈夫陈宪章亲自为她挑选的那套演出服，洗得发白的玫瑰红衬衣、黑礼服呢上装。女儿曾说，走时给你穿一条新秋裤吧，她说，旧秋裤洗洗，干净就中，不准乱花钱。她日常的生活习惯更是要用“抠门”来形容，不许孩子在外面馆子里吃饭乱花钱，连买菜都要求保姆：“下午买，因为便宜。”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她多年的邻居，76岁的王淑琴早晨5点钟就起床，烙了一张大饼，选了两根鲜嫩的黄瓜，捧在她的灵前：“大姐，这是你最爱吃的饭，我给你送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省吃俭用的人，在解放初期，刚挺直腰杆、自身温饱堪虞，却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飞机。如今这架名为“香玉剧社”号飞机保存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先后吸引了500万人次的观众。那是1951年夏，全国上下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作为新中国一名艺术工作者，常香玉日夜睡不着：国家有难，我能做点啥？想来想去，迸出这样一个念头：义演，捐飞机。

　　一架飞机需要十几亿元（旧币），这可是个天文数字。钱不够咋办？她卖掉了剧社的运输卡车，取下金戒指，并拿出多年积蓄，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演啥能鼓劲？她丈夫陈宪章在旧书摊上发现一本旧书《花木兰》，一商量，就演她———巾帼英雄爱国杀敌，保家卫国。孩子呢？最大的不到7岁，最小才3岁，干脆，全部送托儿所。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半年时间内义演180多场。为了节省开支，常香玉和80多个香玉剧社演职员住在剧场里，吃的菜是绿豆芽和凉拌黄瓜。生活虽苦，没有一个人吭声，每一场演出都很卖力。

　　正是在他们这种爱国热情的鼓励下，有老大娘送来了一竹篮鸡蛋，有华侨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最后义演捐款金额达到了15．2亿余元，超额完成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这件事，极大地鼓舞着当时全国军民的爱国心，也首次将豫剧推广到了全国。

　　事实上，捐飞机的壮举仅是常香玉一生中“捐赠”的开始。循着常香玉走过的足迹，就会发现始终伴随着她演艺生涯的有一件事，那就是义演。

　　上个世纪40年代初河南有句顺口溜：“两个省主席，不如一个常香玉”（当时河南人刘茂恩和长兄刘镇华曾分别任国民党政府的河南和安徽省政府主席）。1938年，蒋介石为阻挡日本军队不顾百姓死活，下令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河南外逃的灾民不计其数。常香玉的第一场义演就是为逃难的灾民子女上学读书募捐。“观众将红包、衣服、被面等扔到舞台上，他们的热情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我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愉快。”回忆起首次义演，几十年后常香玉还很激动。

　　她出身苦，最知道挨饥受饿的滋味，她没文化，不想让一个穷孩子读不上书。“一口饭能救活一个人呀”，恨不得把每一分钱都想攒起来给没饭吃的人、给上不了学的孩子。1988年她设香玉杯回西安演出，后台上齐刷刷跪倒一群人，跪拜谢恩，都是她当年设粥棚舍饭救活的。

　　常香玉一生为灾民筹粮，为小学、中学集资，到底有过多少次义演，恐怕谁也无法说清。常香玉家乡的一条河，经常泛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闻不问。1940年她在洛阳连场义演，修起了一座石坝———香玉坝。

　　但对于常香玉个人生活来说，金钱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新中国刚成立，按当时的工资定级她可以拿到800元钱一个月，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才拿300元，文艺界她第一个站出来，主动要求减薪。平日手上一有余钱，她就买公债支持国家建设。1959年5月4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常香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平反后，她将补发的1万多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国家的难，就是自己的难。”这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即使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常香玉已过花甲之年，但她热衷公益事业的心也丝毫未减。1998年初，为唤起社会各界对下岗职工的关爱，75岁高龄的她携家人和弟子在河南人民剧院登台义演，所得的6万多元的票房收入全部捐给了“河南省送温暖工程基金会”。随后她和她的子女们又向基金会捐助了3万元人民币。

　　2003年4月，非典肆虐中国，老人深深地被战斗在抗非典一线的白衣战士的精神所感动。她又一次慷慨解囊，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1万元钱捐献出来，用于河南省农村非典防治工作。

　　今年3月，常香玉住进河南省人民医院，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医院采取了多种措施，想方设法减轻癌细胞扩散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可她面对疾病、面对死神，始终保持着微笑和坚强。领导来探望她，她反复说：“不要在我身上花费太多了。”

　　她对祖国和人民贡献很多，但她个人却要求的很少、很少。她曾对子女反复叮嘱：后事从简、从速，不发讣告；不要惊动大家；不准任何子女以她的名义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谋私利。为此，她还专门做了公证。女儿常如玉在告别妈妈时说：“妈妈一生不看重名利，人民艺术家这个称号是对她的最高奖赏，因为为人民演戏，叫人民喜欢，是妈妈生前最开心最自豪的事。妈妈走了，她一生的积蓄将全部捐给她的出生地，以报答人民对她的养育。”

　　有人说，常香玉的一生是“捐赠”的人生，她捐钱捐物，捐献的还有她那分真挚、发自内心的爱，也实践了她常说的一句话：我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深爱着人民、深爱着观众。

　　艺为人民———她始终坚持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立，德艺双馨是她一生的追求

　　生长在“水旱蝗汤”重灾区的河南，所见饿殍满地，尸骨遍野，香玉幼小的心灵，就有了“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悲悯之心；亲身感受到旧社会“戏子”地位的低下，新中国刚成立就被选为妇女代表的她感慨万分，朴素的悲悯之心得到了升华：对同行热情相助，对观众满怀激情，与人民共同脉动，始终用自己的艺术人生践行着德艺双馨。

　　豫剧在河南有五大流派，常香玉没有门户之见，谁有长处向谁学习。有一天常香玉乘火车被乘务员认出，大家要求她唱一段，常香玉很高兴。但她没有唱自己的拿手戏，却唱了另一位豫剧大师马金凤的当家戏，并说“河南有个马金凤，豫剧唱得非常好听，我这是刚学会她的戏，你们觉得学得像吗？”

　　为了报答党和人民的厚爱，香玉剧社的演出一直坚持“三三三制”：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为最基层的观众巡回演出。豫剧从一个地方戏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与常香玉不间断地到各地演出、广为传播是分不开的。

　　1953年为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的义演后，她又带领着豫剧队，冒着炮火深入到朝鲜战场的最前线，慰问志愿军。她的学生刘凤琴至今还记得那段日子：“当时慰问演出怕遭敌人的飞机扫射，都是夜里赶路。经常是车子刚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时，敌人的炮弹就打到身后。有一回夜宿在防空洞里，敌人飞过来的炮弹还有一米厚就要将洞炸透，连防空洞的门也给炸塌了。”面对这一切，始终没有让常香玉有丝毫退缩，“有求必应，面无难色”是她此行演出的信条和对弟子、学生们的要求。

　　1960年最困难时期，豫剧团下放到商丘的王坟大队，每天除了挖山芋、摘棉花、拾野菜，还得给当地农民演出。每天只发7个玉米面加菜的馍馍，吃不饱，肚子整天饿得咕咕叫。虽然当时规定不让演武戏，但常香玉认为应该让农民看到他们最爱看的武戏。每天傍晚村头戏台准时出演的“花木兰”，精彩的筋斗戏让当地群众一直都念念不忘。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常香玉已经离开舞台成为剧团的管理者，但每次带队下乡到基层，面对普通的老百姓她都是有求必应，给谁都唱。有一回在陕西一个边远县演出结束后，一位捡垃圾的老人拦住常老，拉着她的手说：“常老师，这么多年一直是从收音机里听您唱，想亲耳听您唱两句。”常香玉当场就停下来为她清唱一段《红娘》。

　　“戏比天大”是她的座右铭。哪怕委屈自己，也不能委屈观众，误了戏。1999年，她准备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一个演唱会时，与她相濡以沫的老伴陈宪章已下达4次病危通知，大家劝她别去了。可她说，国庆演出是大事，观众早知道我要去，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最终，怀着对老伴的无限牵挂，她满怀激情地走上了舞台。

　　只要是为人民而演，哪怕是病入膏肓，她都要拖着病躯赶来。2003年12月23日，80岁的常香玉正身患癌症在北京住院。当得知奥林匹克中心工地有一场专门慰问河南民工的演出，她拔掉输液管，戴上发套遮掩住化疗后稀疏的头发，在家人的搀扶下登上舞台：“只要站得起来，我就要来现场，哪怕说几句话也行。”不顾身体虚弱，她清唱了一段《柳河湾》，成为她一生舞台生涯的绝唱。

　　她走了，尽管她不想麻烦大家来送别，可成千上万的戏迷还是来了，西安的戏迷租了一百辆客车日夜兼程赶来送她最后一程；山东菏泽齐鲁音乐学院的孩子们凌晨两点乘车赶往郑州，用他们的乐器奏起连夜新学的哀乐，如泣如诉；她的几十名弟子、学生齐跪在灵前三叩首，感谢恩师对她们的养育、培育之恩；有的戏迷在家中为她点上一炷香；有的农民在她曾经演出过的村头燃起一堆堆的纸钱……

　　“戏剧人间风霜雨雪上下求索真善美，人间戏剧唱念做打生死演绎红白花”；“一生义举动天地，谁说女子不如男”；“德艺双馨戏剧之魂，爱国济民精彩人生”……一副副挽联，也许可以概括常香玉传奇而又精彩的艺术人生。她无愧于“人民艺术家”这一光荣称号，正像一位诗人为悼念她而写的那样：

　　有的人活着，就是没有声响；

　　有的人死了，却仍在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