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不要把院士当神仙(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1日06:20 新京报

　　沈国舫院士认为院士也需要监督

人物档案　　沈国舫，林学专家。

　　1933年11月15日出生，北京林业大学教授。1956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林学院。长期从事造林学和森林生态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国家重点学科造林学科带头人。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本报记者　李锋　摄

　　对话动机

　　沈国舫院士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工程院科学建设道德委员会副主任委员。6月6日两院院士大会间隙，沈国舫院士与记者谈起对院士科学道德要求方面的话题。他说，院士也是需要监督的，不监督就会犯错误。他认为，院士并不脱离原单位，但原单位往往将院士当神仙，不敢对院士的行为进行监督。因此，“一定不要把院士当神仙”。

　　院士要成为道德楷模

　　新京报：作为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道德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您是如何理解道德委员会的功能和职责的？

　　沈国舫（以下简称沈）：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规范院士自身和各学部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发挥院士群体在科学界的表率作用。院士不仅是学术带头人，而且还应是道德风尚的楷模。因此，道德委员会的工作不仅仅是要遏制院士中的不道德行为，还要对院士中善的行为进行表彰。

　　新京报：有没有人为成为院士而搞小动作，弄虚作假的？

　　沈：院士作为一种终身荣誉称号，的确对很多人具有吸引力。因此不排除有人采取一些不道德的手段和非法的手段，竭力想获得这种荣誉称号。正是因为院士是一种荣誉称号，新的院士选拔才会将道德考查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

　　去年院士增选时，一位候选人做小动作、拉选票，结果主席团就没有通过他的院士资格。他在学术上非常优秀，但其行为不道德。

　　新京报：这会不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

　　沈：你不认为这样的人对科学精神的危害更大吗？

　　在学术和道德之间，道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院士毕竟代表一种精神，不是单纯的最高学术称号。

　　院士也需要监督

　　新京报：我在网上搜索到新华网去年6月发布的一条消息，说中国工程院自第一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成立以来，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

　　请问被投诉的院士主要有什么样的行为？

　　沈：经过媒体报道，外界认为这些被投诉的院士就有严重的问题。但实际上，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实，道德委员会发现很多被投诉院士的行为仅仅是道德高低的行为，而不是道德是非的行为。

　　被投诉院士的行为大致分几种

　　类型：首先是对研究成果的归属提出异议，其次是反映院士作风不民主，还有就是反映院士宣传伪科学等等。针对这些情况，道德委员会分别做了处理。

　　新京报：能透露一下处理结果吗？

　　沈：针对个别院士的不道德行为，道德委员会进行了说服教育，规劝其不再做有违道德的行为。还有个别院士，道德委员会对其进行警告。

　　新京报：出现这么多封投诉信件，涉及到这么多院士，您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何处？

　　沈：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院士也是人，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院士也需要监督。

　　分不清是非的院士要被劝退

　　新京报：工程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院士的道德问题的？

　　沈：其实，工程院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近几年，监督的力度增大了，并成立了专门的道德委员会。

　　新京报：是不是院士中的不道德行为偏多？

　　沈：的确如此。必须承认，第一批和第二批院士基本都是众望所归的院士，但现在强调院士年轻化，很多年轻院士的道德修养没有达到老院士的水准，往往经受不住外界物质的诱惑，做出一些不太符合规范的事情。

　　所以必须他律，借用外部机制规范院士的行为。

　　新京报：对分不清道德是非的院士，该如何处理呢？

　　沈：对这样的院士一般是先警告，如不改正，就考虑劝其摘下院士的帽子。道德委员会的权限只有这么大。

　　新京报：目前，工程院有被劝退的院士吗？

　　沈：没有。中国科学院有两个被劝退的院士。一个是因为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个是因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我想外界可能都知道。

　　外部监督的局限性

　　新京报：院士原单位的监督一般来说有效吗？

　　沈：应该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原单位，院士还代表着一种权威，单位领导见了也得让三分。所以，很多院士在原单位都是神仙，无人管束。

　　因此道德委员会在与院士单位沟通时，一再强调，一定不要把院士当神仙。但结果还是不理想。

　　新京报：你们现在的工作有什么难处？

　　沈：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问题，道德委员会对院士只能被动监督。哪位院士被投诉了，我们就查处哪位院士。食物安全是我的一块心病卢良恕院士纵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人物档案　　卢良恕，小麦育种与栽培学家，农业与科技发展专家。1924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47年1月毕业于金陵大学农艺系，1982年调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任院长，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农业宏观研究领域，开拓了我国食物结构与发展研究的新领域。本报记者薛珺摄

　　对话动机

　　1999－2002年，我国粮食连续四年减产，粮食总产量累计减少1600亿斤左右。自2000年以来，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大致在9600亿－9800亿斤之间，一般当年产需缺口在500亿－700亿斤。这些缺口是通过挖库存的方式添补的。相关媒体指出，我国库存粮食毕竟有限，去掉陈粮最多还能挖抵两年。这意味着，两年后，如果粮食继续减产，我国的粮食缺口只能靠从国际上进口高价粮来弥补。

　　6月5日，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卢良恕院士就“粮食安全”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粮食安全应转为食物安全

　　新京报：卢院士您好。作为粮食领域的专家，您是如何看待粮食安全问题的？

　　卢良恕（以下简称卢）：从数字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的确比较严峻。到2030年，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将要达到高峰期，预计达到16亿人口，粮食等食物的发展将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阶段，人均粮食占有量应该在430公斤左右，到2030年则应该达到人均粮食470公斤左右的水平。但是，由于水资源的匮乏、耕地资源的减少、人口的增长以及食物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等原因，都对粮食的有效供给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改变观念，跳出粮食安全的定势思维，站在更高的层次来审视粮食安全问题。

　　新京报：您所指的更高层次是指什么？

　　卢：我先讲个小插曲。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的一位朋友要调任到北京工作。当初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如果每个月给他30斤粮食他就满意了。当时，我们的供应标准是每月28斤粮食，蔬菜、肉类几乎没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物质丰富化了。（笑着问记者）你现在吃粮食多，还是吃菜多？

　　新京报：吃菜比较多。

　　卢：这就是我说的更高的层次，必须从食物的多样性上来重新审视粮食安全。

　　新京报：您的意思是？

　　卢：我的意思是不要就粮食论粮食，要把粮食系统作为一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粮食安全问题。我认为这个大系统就是食物。比如蔬菜、蛋类、肉类都不是粮食，但同样是我们果腹的食物。

　　新京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尽管我国粮食生产总量不足、人均粮食占有量下跌，但食物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获得的，比如肉类等等。

　　卢：正是这样。随着粮食作为直接消费品在食物结构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粮食安全应该转化为食物安全，这样才能更客观地分析问题。

　　猪为六畜之首的说法有待改变

　　新京报：您怎么看我国肉类食品的供应？

　　卢：我国有一个说法，猪为六畜之首。我认为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因为猪是要吃粮食的，它们在和人争粮食。

　　目前，猪肉占整个肉类的65%左右，牛羊肉占15%左右，禽类占20%左右。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在发达国家，牛羊肉占的比重很大，因为牛羊是草食动物，消耗的粮食少。

　　新京报：您是不是主张中国也加大草食动物，比如牛羊的饲养？

　　卢：对。我们必须改变猪和人争粮的现状。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转基因食物安全后会逐渐在中国应用

　　新京报：现在回到食物安全的概念上。请问食物安全包括几方面内容？

　　卢：食物安全是我的一块心病。它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以及发展食物的生态环境安全三方面内容。其中质量安全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无公害食物，第二是指营养和健康指标。我在过去的调查中发现农村6岁儿童平均身高110厘米，比城里同龄儿童的身高低3厘米；农村15岁少年的平均身高是158厘米，比城里低6厘米。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温饱问题，而是一个质量安全问题。同时，城里青少年儿童的富贵病也是一个令人堪忧的问题。

　　新京报：现在，转基因食物炒得很热，转基因食物会不会对食物安全构成威胁？

　　卢：转基因食物的功效主要是抗病、抗虫。目前，全世界种植有5000万公顷转基因食物。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转基因食物对食物安全的破坏性。

　　新京报：我国是否会大面积种植转基因食物？

　　卢：美国已经大面积种植，欧盟也正在跟进，我国也有小面积种植。在确保转基因食物不会对食物安全构成危害后，会逐渐加大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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