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中共陕西省政法委书记、陕西“3·25”即开型体彩造假案协调小组组长赵正永日前对记者说，陕西省已成立“3·25”专案组、违法违纪调查组等5个小组，其中仅违法违纪调查组就由160多人组成，全省各市也成立了专案组，要对所有的即开型体彩彻查一遍。
赵正永表示，说“3·25”案件告破，只是说彩票造假这个案件告破了，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我们要重点查明几个问题：一是杨永明是怎么承包陕西体彩发行的，谁为他提供了方便？二是省市体彩中心有关人员的问题?鸦三是公证部门的问题，有些人也将受到惩处。整个案件共涉及100多人。杨永明也正在交代他对政府官员的行贿事实。我们还在调查体育、财政行政部门，要搞清责任。（5月10日《中国青年报》）
我觉得赵正永的发言话中有话。他所说的要重点查明的三个问题，其实仍然是“3·25”这个案件的基本组成部分，应该不包括在“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里。联想到国务院总理和公安部长对此案的关注，我们是否可以说，“3·25”案件的告破以及最近更大的“彩世塔”彩票作弊案的曝光，使国家有关部门开始考虑彩票管理体制的创新，从而从更为根本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个案上保障彩民的利益不受侵犯？
但是?熏只有真正到了“民意立法”的时代，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已真正迈进法治建设的门槛！因为，现代法治的根本标志，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有多少法律和条文，而在于法律和条文的根本价值取向，无一例外地都在于保护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法治建设一直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的，虽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实际工作中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由于某些“先天不足”，总难免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甚至明显的缺陷。不少法律、法规难免带着以管理为本位、以权力为本位的影子，有关公民权利保护的相关条款笼统、抽象，相当部分不能落实到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来。更有一些领域，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合法化的“立法走私”现象成为部门立法中难以根除的痼疾，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
“民意立法”是对传统的政府部门主导立法的深刻变革。它将带给社会的，自然也是深刻的繁荣、和谐与进步。而在“民意立法”的进步过程中，首先?熏自然是公民个人或者集体为了自身权益不屈不挠地抗争和努力。不论是宝马彩票案中的刘亮试图用生命捍卫自己的清白，还是房屋拆迁中的民众用生命捍卫自己的房屋，每个公民的利益都需要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维护，以自身的维权行动推动政府的制度创新和进步。
其次，是媒体的深入报道和长期关注。现代新闻传媒不仅可以把事实“放大给世人”，供世人去思考、去关注，而且，它持之以恒地关注社会事件，从中可以通过评论、民意表达等多种形式，广泛吸收各种利益超脱、价值中立的宝贵的民间智慧，使之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舆论准备、智力支持和精神财富。再次，便是国家立法机构及各级政府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及时呼应民众呼声，及时吸取民间智慧。林肯说：“让民众了解事实，国家定会安然无恙。”我们说：让民众了解事实、评论事实，国家定会繁荣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