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蔚
一个现象已经足以引起普遍的注意，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揭露不良现象、追究事件真相方面，媒体有着越来越重要以至不可或缺的作用。广西南丹矿难事件、山西繁峙矿难事件、陕西西安“宝马彩票案”系列案件，及刚刚揭露出的河北邯郸“6·3矿难”事件，都是经媒体曝光才得以揭露，又经媒体锲而不舍的穷追猛打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身为媒体人，自然可以因为舆论监督的日益有效和重要而高兴和自豪，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媒体作用的过分突出和“重要”，却暴露出其他各种监督、纠错机制的缺失或无效，反而是危险而令人不安的信号。
如最近发生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和河北邯郸“6·3矿难”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媒体扮演了唯一的事件揭露者和真相追究者，而本来应该承担监督之责的党政部门，不但没有尽到其监督之责，而且也没有为媒体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甚至有意无意地干扰、阻挠了媒体揭露真相的工作。陕西省体彩中心原主任贾安庆面对媒体的质疑，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拿脑袋担保”彩票发行方没有造假行为；而邯郸矿难发生之后，作为直接的管理、监督部门，邯郸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及专门成立的“6·3”事故调查组组长，在分别面对媒体诘问时，也都言之凿凿地表示发生事故的鸿达煤矿在事故发生时没有违规生产，事故发生后也没有隐瞒死伤人数。当然，他们言之凿凿的誓言，都已经被证明是不负责任的虚言或别有目的的谎言。所幸媒体没有相信这些“权威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而是不断地挖掘、探究，才使事件的真相和那些“有关部门”的虚言、谎言得以被揭露。
于是我们看到，在南丹，在繁峙，在邯郸，事故一旦发生，当地各“有关部门”与事件当事人之间，能够迅速达成默契，甚至形成攻守同盟。他们之间不但表现出利益上的高度一致性，而且能够迅速形成高度封闭、一致对外的权力同盟，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他们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把任何问题进行“内部消化”。
而从上述若干事件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和上级政府所采取的处理手段看，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真相，中央和各级政府也对各地的瞒报深恶痛绝。但面对封闭的权力同盟，似乎只有媒体还有能力钻透其坚硬的外壳而揭露事件真相，以至于连上级政府也只好等待媒体工作的结果，再对违法违纪者施以党纪国法。
权力的利益化和集团化，是一种必须时刻防止的强大趋势。因此人类社会的所有政治制度，无不围绕对这一趋势的遏制而设计。在一级权力机构内部，必须保证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在外部则必须保证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和管理。但我们从各种事件中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内部的监督、制衡，已经薄弱到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致对外，而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管理，又似乎只有借助媒体的耳目作用才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虽然可以获得足够的成就感，但也不免感到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