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刘洪波
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的事迹传遍了全国，感动了全国。
一名年仅40岁的女警察，一位仅仅在登封市工作了3年的公安局长，突发车祸殉职以后，“嵩山三日泪不干”。在
那个城乡人口总计63万的小城市里，停放任长霞遗体的地方，
每天有10余万人前往吊唁；出殡路上，一座城市万人空巷与
她告别，人们为了表达哀思，甚至买光了登封的花圈、黑幛、鲜花，葬礼一个多月后，登封主要街道的公交车站宣传栏上还能
看到一首首缅怀的诗篇。
这巨大的悲痛，是真实的，是自发的。一个人的逝去，能够引起一场民众情感的决堤事件，触动与之相识和不相识的
人们的心灵，使他们痛惜，使他们哀伤，全部的原因肯定可以从他的生中找到。一篇又一篇报道，正在使这场情感的决堤事件
变得可以理解，任长霞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她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刚直不阿的人，一个情倾民众的人，一个清廉正派的
人，一个牺牲自我的人。
概念化的描述总是平淡的，概念后面一个又一个细节比概念远为动人。登封市公安局曾是行风评议的最后一名，任长
霞任职3年，公安局进入了前5名。她毫不手软地打掉黑社会团伙，即使黑帮头目将她的亲属绑架扔到黄河边也不退缩。她平
均每天接待3起群众来访，处理了十多年间遗留的几百起控申积案。而且她“办实事、不收钱”，这一点最为民众所信服。
任长霞从民众那里获得的哀荣，不仅在登封、在河南罕见，就是在全国，乃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以权倾天下为前提
，单靠日复一日的尽责履职，一旦逝世则民众不经动员、不经号令而为之悲痛至极，这样的官员又有几人？在登封，任长霞被
人们冠以“女包公”、“任青天”的称号，这称号并非在她去世后人们追加的褒奖。想想从古至今，包公只有一人，“青天”
也是屈指可数，不能不说任长霞哪怕放到历史中也属于不可多得。
“包公”与“青天”少见，使得任长霞这样深得民心的官员显得尤为珍贵。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出现这样一个人物
，大概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光荣吧。然而，正因为“包公”和“青天”是如此少，如此宝贵，如此难于出现，又使我们不能
不感到难以把“天下大治”的希望寄托于“包公”和“青天”的身上。大宋的开封人是何其有福，能够生活在包公的治下；这
几年的登封人是何其有福，安全能够得到“任青天”的保护。但包公之前的开封怎么办，任长霞之后的登封怎么办，没有出现
包公和“任青天”的地方怎么办？
包公和“任青天”的稀少，表明提倡“包公精神”、学习“青天事迹”十分必要。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做“包公”
、当“青天”，那么还有什么疾苦不可以解除，还有什么冤屈不可以伸张？
任长霞赢得了人民的崇敬，是她用切实的工作换来的。在她到任之前，登封市内治安相当混乱，民间积案数百，黑恶
势力欠下人命还能逍遥自在，市公安局在行风评议中倒数第一，民众安全的保证在哪里？万幸任长霞来到了登封，万幸这个女
子是一个决意要改变上述现象的大好人，倘非如此，又将如何？任长霞走了，数十万登封人自发地哀悼，这是对她的崇敬，其
中有“今昔对比”的感慨，也许还含有“谁来接替她”的焦虑。过去曾有人说，“青天”面前，小民有告，这可喜面貌的后面
，是没有碰上“青天”的时候，则小民无告。“青天”越是宝贵，当“青天”离去的时候，人们越不能不设想没有“青天”将
如何。
“青天”的人格值得景仰，“青天”的情怀值得学习。但如果我们不能保证“青天”人物“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如果“青天”人物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特异现象，如果“青天”人物甚至往往在逆淘汰机制的作用下被当作异类而
难于见容于其环境，那么我们就应当一方面提倡官员勤谨有为，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即使没有“青天”人物也不会产生恶政，
也可以实现善政。
人们对“青天”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应当尊重，但应当消除人们对好官员的感恩之心。根本上讲，官员的权力来源于民
众，为民众服务不是权力恩赐于民众，而是权力不能不担当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因为呼告得到回应而给官员树碑，当一个百姓
因为贫困得到了慰问而浑身颤抖，当一个平民因为冤苦得到伸张要向官员下跪，要看到正是因为他们的呼告往往得不到回应、
贫困得不到关注、冤苦难以伸张，正是因为社会还没有让他们充分地树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才使得他们如此容易激
动莫名；这样，一个官员才会对民情有更深切的体察，才能不至于为“施恩”而陶醉，不至于助长“你是民来我是主”的习性
。
任长霞走了，作为一个罕见的好官员，她的形象必定不会在登封人心中磨灭。“青天”可敬，民众对“青天”的怀念
可敬，但“青天文化”不必提倡，民众中的“青天意识”不必强化。“青天文化”不是现代政治文明，“青天意识”有背法治
社会理念。社会正常发展要寄托于制度的改进，而不是“青天”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