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将如何面对“泛珠三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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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4日15:26 《长三角》专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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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专刊特约撰稿 徐长乐 孟舒 本报记者 汪晓东 韩建清 长三角要不要学样去“泛” 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声势大，成果多，而且珠三角这样一“泛”，触角已经伸到了地处华东的福建、江西。对“邻家”这么大的举动，长三角地区有什么
日前，本报记者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办的研究室副主任王靖、合作发展处副处长陈晓云作了交流。 反应总体平静 “泛珠三角”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践，其今后的走向是什么，是否能够产生对长三角有借鉴意义的经验，还有待时间来检验 记者：珠三角与长三角，虽不能说是“明争暗斗”，但一些媒体经常有意无意地将二者作比较。一“珠”一“长”，现在的实力可能谁也不愿说输给谁。这次泛珠三角的动作很大，而很多人感觉“有点突然”。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 王靖：总体反应还算平静吧。但我倒不觉得突然，因为，一来，珠三角的合作由来已久，泛珠三角合作也酝酿了很长的时间；二来，经济由一地向区域聚集，已成为发展趋势。近年来，我们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再包括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都带有这样的特征。 陈晓云：我也有同感，大家的反应比较冷静。因为长三角与泛珠三角既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泛珠三角现在提出来了，其今后的走向是什么，是否能够产生对长三角有借鉴意义的经验，还有待时间来检验。 王靖：我个人认为，长三角对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是欢迎的，它不仅可以把这个大的区域带动起来，而且也会带动全国的发展。泛珠三角的经验，长三角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当然，由于泛珠三角的成员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与长三角有不同之处，合作起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相信这些问题会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解决。 把长三角的腹地“争”去了？ 外资会向珠三角回流？这个担心不必要。长三角各地更像是一种“同等级的竞争”，而泛珠三角经济的互补性更大 记者：有人担心，泛珠三角的建立，对长三角可能会形成竞争压力。比如，去年一度曾有报道，说外资开始北上，从珠三角流向长三角，其原因是珠三角腹地太小，外资发展空间不大。而现在，包括9省区与香港、澳门的泛珠三角，腹地不可谓不大，这样一来，外资是否就会向珠三角回流？ 陈晓云：我认为没有必要担心。人常说，资本总是逐利的，哪里商务成本低，哪里赚钱多，就往哪里流。因此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影响。更何况，现在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密度已经比较惊人了。 记者：有人会说，华东的福建、江西也进泛珠三角了，而此前江西的一些城市还曾提出要加入长三角呢。是不是长三角的吸引力还不够大？是不是把长三角的腹地也“争”去了？ 王靖：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现在还有很多城市，包括安徽的一些地方也在提要融入长三角。上海需要腹地，周边城市又有融入长三角的愿望，如果客观条件允许，那么长三角的扩大就是一个方向。在这方面，泛珠三角就是一个榜样。 现在的长三角，范围有比较严格的界定：16个地级以上城市。即使“泛”一些，顶多也就是两省一市。当然，我是希望将来长三角再“泛”一些，原因是：现在三省市的发展相差不大，尤其是产业的分工不明显，甚至是一种“同等级的竞争”关系，你的主导产业也是我的主导产业。泛珠三角在这一点上比较有利，正因为大家发展水平不同，经济的互补性就比较大，垂直分工的可能性也很大。珠三角决心要拓展发展空间，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当然，沪苏浙的经济合作现在势头也很好，上海对外投资，30%左右在苏浙，苏浙对外投资，也有很大比重在上海，因此，三省市的合作，尤其是企业之间的融合，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现在政府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合作机制的建立也有了一定成效。如果将来长三角的腹地更大一些，对这一地区的发展将更加有利。 长三角是否要“泛”一些 长三角现有“成员”都是经过专家评估和论证过的。长三角目前最迫切的不是“泛”的问题，而是解决瓶颈制约、制度衔接的问题。其现有的辐射能力，也不足以“泛” 记者：长三角的区域合作起步很早，也很有成效，但15个城市的概念却一直延续了很多年，直到去年才又接纳了一个浙江台州市，看上去长三角的“门槛”很高。而现在珠三角一“泛”就是9省区加港澳。长三角的步子是否需要再大一些？ 陈晓云：区域合作有很强的地域性，不要简单地认为越大越好。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怎么样，经济联系程度如何，能否形成区域分工，等等。如果大家发展阶段差了很多，对合作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那就很难形成广泛的合作。比如，一方已经开始发展污染少的高新产业，另一方还在发展污染大的传统产业，这就难以合作。 长三角为什么是这些城市，其实有严格的标准。我们请来专家认真作过评估和论证，主要是看这些城市的经济总量、人均GDP、人口等六大指标，而且主要是在一个半径在300公里的圈内。当然，今后可能也会考虑扩大范围，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依然要对申请加入的城市进行评估，关键要看经济关联度，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近。我们不要人为地去扩大城市圈，否则就没有意义。 “泛”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这样的区域合作才是稳定的、永久的、可持续的。有人说城市圈是“富人俱乐部”，这种说法是负面的，但大家处于相近的发展水平，区域合作会更有效。 区域合作，一般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舆论引导，统一思想；二是项目合作，点上突破；三是形成自动的衔接，这也是一体化的开始；四是全面的合作，包括制度上的衔接，实现真正的一体化。现在，长三角的合作已经处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水平了，正步入从务虚到务实、从议事到做事的阶段。 现在，长三角的合作可以说已经“形成共识，走上正轨”，大家在很多方面都期待有合作的框架，期待在实务方面的衔接，尤其是在交通、旅游、人才等方面。交通方面，大家都在进一步协调高速公路、省际公路，包括轨道交通方面的规划；旅游方面，现在长三角区域内部已经实现了无障碍旅游，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进一步在游客的吃、住、行、购等方面开展合作；人才方面，提出“柔性流动”，人才在区域内流动，原来的一切都不变，有专门的公司给你代理，而且资质可以互认。有些“海归”，在上海可能成了“海待”，但到周边城市说不定就成了“香饽饽”。 总之，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实务性的，现在最迫切的还不是“泛”的问题，更需要解决的是瓶颈制约、制度衔接。这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将来，长三角可能会更大一些，但肯定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而非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考虑让谁加入。 “泛珠三角”给我们上了一课 “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模式的崛起，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行走势和区域发展格局的动态变化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更应发挥区域引领作用 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大趋势日益彰显，区域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已越来越成为我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筹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五个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至关重大。而统筹地区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就是不断强化不同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融，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此为其一。其二，从现代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各国的竞争态势看，单一城市之间的单打独斗已越来越让位于都市经济圈或组合式城市群之间的整体较量，国家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取决于该国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或大城市群之间的相互竞争。 而一个都市经济圈的生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强弱，则主要取决于其区内不同城市和地区彼此分工、合作和要素配置与流动的程度，取决于不同城市的功能培育与个性塑造，取决于其中心城市的全球战略地位及区域影响力。归根结底，即取决于该都市经济圈整体有机构成的优劣。“泛珠三角”模式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通过不同地域的重组与合作，可以极大地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面对“泛珠三角”咄咄逼人、后来居上的整体联动态势，长三角在新一轮合作与发展中，苏浙沪三省市都应当紧紧围绕并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区域联动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走“立足全球、区域联动、优势互补、各展所长、错位发展、共赢共荣”的发展道路，在区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寻求各自更大的发展。其中，上海更是要从“立足长三角、服务全国、融入世界”的发展战略出发，以联合、带动与服务为主线，跳出634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范围，站在长三角10万平方公里的更大地域空间组合上重新审视和思考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小龙头与大龙头，以及发展自身与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关系，在努力提升上海的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引领长三角共同打造世界级都市经济圈。 政府作用是淡出而不能退出 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主体是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主动介入和强有力的推动。 此次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在很大层面上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得益于9个省(区)级政府和2个特别行政区的强有力的呼应及共同推进，其基本特征即“政府推进，市场运作”。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政府应当逐步退出经济领域，通过大力培育市场、壮大企业，就可以达到建立区域统一市场、优化配置区域资源的目的。实践证明，这种主张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观点是片面的，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在现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行为主体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和不可或缺的，其职能和作用在某些市场领域应当逐步淡出而不是退出，而在某些领域还应不断加强和延伸。 “15＋1”的狭义长三角概念应逐步淡化 原先珠三角区域内部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主要联系纽带的经济利益关系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其合作主体的地位已逐步让位于“泛珠三角”区域内部以省、自治区和行政特区为合作主体的新对话模式，显示出省(区)级政府在区域自下而上的合作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而地级市的主体地位正在相应弱化。 这一新的变化有利于提升区域内部的协作层面，有利于现行行政分割体制下区内统一的政策平台与投资环境的构筑，有利于区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和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要素资源的共享，同时也符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 结合目前长三角区域合作仍以“1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利益主体单位的现状，以及近年来浙江金华市、安徽马鞍山市和江苏苏北多个城市要求加盟长三角，长三角区域外沿有待不断扩大的客观需求，“15＋1”的狭义长三角概念应当逐步淡化，取而代之并应进一步强化的将是以苏浙沪三省市为合作主体和更高行政级别的经济合作交流模式。 正视长三角腹地萎缩现实 “区域”的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相对的和动态的。从“泛珠三角”的地域组成上看，除了珠江流域的省份外，它还包容了长江上游及中游的一些省份(如云贵川和湖南、江西)，表现出跨流域、跨行政大区的鲜明特征。这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目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与长江上中游省份之间经济联系的弱化和经济腹地的丧失，从而对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和十分严峻的挑战。 从长江经济带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探讨与进一步增强长三角与长江上中游区域合作的大计，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为此我认为：首先要加强长三角与长江下游省份安徽的战略联盟，通过与安徽省全面合作、地区互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共同打造以申苏浙皖三省一市为合作主体的“泛长三角”，形成长江下游及河口地区的整体联动发展新态势；其次，应切实加强上海与南京、武汉、重庆等长江沿江中心城市的合作与互动，充分发挥流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辐射、服务、带动作用；第三，要进一步加快沿江铁路和沿江高速公里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步伐，并在流域综合治理、流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多层面、多渠道地加强与上中游省市的合作。 突破长三角一体化的体制障碍 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成败关键贵在制度创新。 众所周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由于行政区划和自然-经济区划的不整合所造成的重大体制问题。长三角相对珠三角而言最不利的一个因素就是，珠三角的九个地级市都同属于广东省，其政令上下贯通，政策资源可以彼此共享，对区域整体发展十分有利。而长三角虽同属一个自然-经济综合体，但在行政建制上却一分为三、三足鼎立，缺乏一个统筹协调区域发展的行政管理主体。特别是在以省级行政建制为地方利益主体的行政架构下，跨省市、跨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难度显得非常大。 尽管近年来在苏浙沪三省市发展战略方针的重大调整、政府领导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主动介入和强有力推动下，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新进展，形势十分喜人，但原有的体制障碍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此次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成功运作，把区域协调机制的创立时间早于珠三角、运作层面宽于珠三角的长三角甩在了后面。 以此为借鉴，建议：第一，强化现已形成的、建立在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基础之上的16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设立常设的专门管理机构，变每两年召开一届会议为一年召开一届，并使其与一年一度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相衔接，促使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从过去省市之间、地区之间的对话、交流、协商等非制度性安排，向着组织、协议、地方立法等制度性安排转变；第二，以苏浙沪三省市和长三角16城市的发改委为主体，会同有关政府规划管理部门，共同成立“长三角规划与协调发展委员会”；第三，强化各地政府协作办公室特别是中心城市政府协作办公室的窗口作用与管理职能，同时巩固、落实与完善各地政府职能部门开展的对口合作交流；第四，强化和发挥中央派驻长三角的一些管理职能部门的作用，强化它们在涉及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一些局部领域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职能和权力。 “9＋2”中的三大悬念 6月1日至3日，由内地九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9＋2”)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澳门、广州三地举行。 “9＋2”论坛的举行，标志着泛珠三角合作已经从构想、探索、共识，进入到全面启动和具体实践的新阶段。而当帷幕渐阖、喧闹过后，有关泛珠三角合作中的一些悬念，也渐渐清晰起来。 悬念一：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合作，究竟有没有现实的可能性？ “9＋2”中，既有我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又有“一国两制”的特点；既有香港这个国际著名的物流中心和金融、信息中心，又有澳门与欧盟、葡语国家的密切经贸关系；既有广东这个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又有八省区辽阔的腹地和丰富的资源及科技人才优势；既有大珠三角的市场、资金、技术、信息综合优势，又有八省区多个产业“单项冠军”互相补充呼应。 也许是特点过于鲜明，于是，一些人担心：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合作，有没有现实的可能性？人们纷纷揣测：传统意义上的珠三角地区、到华南二省一区、甚至包括港、澳，历来比较亲近。就算是包括湖南、赣南、闽南这些地区，因为历年来经贸合作就比较密切，此次同纳一个“圈”，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像四川、贵州这些地区，无论是人缘地缘、经贸合作，就松散许多。这怎么合作呢？ 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必要。 从泛珠三角的实际情况看，大珠三角寻找发展空间与腹地，增加持续增长的后劲，需要寻找突破口；粤港澳周边省区寻求经济增长的带动区域，把目光投向了大珠三角。为了实现自身的更快发展，“9＋2”的每个成员，都在如何形成地区内统一市场、实现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和合作上有着强烈诉求。 这种诉求，在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得到了充分表达。9省区负责人表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全国统一市场加快形成，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条件。CEPA的全面实施，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推进，为区域合作带来巨大商机。加强区域内全方位合作是必然的选择、共同的选择。 香港亦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特首董建华认为，泛珠三角合作，使香港将腹地拓展到内地13的区域，从而带来更多投资的机会，为金融、物流创造新的空间与市场。可以说，泛珠三角为香港正在经历的转型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动力。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并特别强调，积极推进本地区的旅游互补合作，打造“泛珠三角”区域旅游优秀品牌。 而来自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同样对这种合作的务实性表达了乐观。像贵州，省长石秀诗认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立，可以使贵州与区内各方的联系更为紧密，往来更为通畅，合作更为便利。事实上，如同海南省省长卫留成所言，“9＋2”各行政区都把这次合作看成是自身面临的一次重大机遇。 有意思的是，虽然“泛珠三角经济圈”揭开了“9＋2”的更密切合作，不过，这却是一个开放的圈。 合纵联横，起到桥梁作用，是“9＋2”成员参与合作时既立足于自身定位、又参加泛珠三角合作、以求全方位出击的现实考虑。广西和云南的负责人，就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放在与东盟各国合作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而江西则提出了“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方针。同样是出于“构筑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考虑，福建除了加强与港澳台和珠三角的合作外，与长三角及其他各省区的合作也同时在进行。 诚如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论坛后说，此次论坛最大收获，就是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在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当众请缨：“希望下一次的论坛，能在泛珠三角的腹地、人口大省四川召开。”对四川省省长的提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发言中作出回应。他表示，四川是一个风景优美的省份，我也很想去。董建华还提到，“9＋2”的很多省区我都没去过，都很有兴趣去。 悬念二：“泛”的合作内容有多少？ 纵观泛珠三角区域，面积已占全国的15，人口占全国的13。其中，9省(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国13强，加上港澳的1万多亿元GDP，总量更大。 如此庞大体量的区域，如何体现“合作”呢？ 随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看起来，这个悬念已经逐渐解开。该《框架协议》也被认为是首届“9＋2”论坛最重要的成果。 按照国家发改委给广东省政府的复函中提出的要求，《框架协议》突出强调了在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开展合作；按照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要本着“自愿原则、市场原则”的指示精神，《框架协议》拟定了“自愿参与、市场主导、开放公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5条合作原则。各方普遍认为，这5条原则是开展“9＋2”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 合作重点主要针对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作用。明确了各方政府着重从四方面推动：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推动解决发展过程中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共同推进，逐步构筑泛珠三角区域发展的著名品牌，增强区域的整体影响力、竞争力；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 而9省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着力构建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对此，《框架协议》对当前“9＋2”合作中带有共性、区域内共同关注的基础设施、产业与投资、商务与贸易、旅游、农业、劳务、科教文化、信息化建设、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十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和阐述。 比如，基础设施领域，协议各方将积极实施“西电东送”和“东油西输”战略，加快能源建设项目的合作开发，建设珠江三角洲至香港LNG工程，鼓励省际间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的产销合作，并逐步实现区域内交通运输一体化。 又如，在商务与贸易方面，各方承诺在国家指导下，依照内地与港澳《安排》的有关内容，在泛珠三角区域内推行工业制品和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标准和认证标准的互认，加强地方和企业标准制订合作，互相认同法定检验单位出具的鉴定结果，促进商品自由贸易流通。 根据以往的区域合作经验，区域合作的成效，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的合作协调机制。显然，“9＋2”论坛时已经格外考虑到此点。《框架协议》签署各方同意：建立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部门衔接落实制度，从三个层面建立起宏观的和具体的沟通、合作协调制度。 所以，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虽然涉及的领域、区域比较“泛”，但“9＋2”合作的内容还是相当务实，并具有操作性。 悬念三：合作的突破口最可能在哪里？ 泛珠三角合作的突破口最可能出现在什么领域，也成了圈内外人士格外关注的一大热点。 看起来，一体化的交通体系是前景最好、也是最可能成为突破口的。 此次论坛，国务院七大部委负责人悉数到场，显示了中央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支持。而让“9＋2”负责人更感鼓舞和激动的是：交通部、铁道部负责人还先后表态，表示为推进“泛珠三角”的交流、合作与发展，将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与区域内各方共同努力，构建完善高效的“泛珠三角”交通网络。这使得一体化的交通体系可能最早打上“泛珠三角”牌。 据交通部部长张春贤透露，交通部目前提出的规划方案中，已为泛珠三角地区安排了纵横交织、放射与环路相结合的22条路线，远景规模大约为3万公里。这个布局具有密切联系泛珠三角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增强了华南地区与华东、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通道衔接。 在内河运输上，据悉，交通部规划今后发展的重点，一是加快西江干线航道的建设，建成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地区通畅的出海通道；二是继续完善珠三角“三纵三横”骨干航道，为香港国际航运中心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为泛珠三角提供更加经济的大宗货物运输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为打通省际快速运输通道，交通部还规划设计了以香港、广州为中心，呈扇形向内陆和沿海地区辐射的路线。这意味着，规划完成后，按正常速度，在泛珠三角地区，旅行者和货物从珠三角出发，一日内可以到达福州、南昌、长沙、贵阳、南宁、海口，桂林、张家界也在一日圈之中。两天可以轻松到达成都、昆明。由此，大大缩短了泛珠三角区域内的时空距离。 铁道部副部长王兆成也不甘落后，描述了这样一幅蓝图：到2020年，将形成以广州为中心，客运专线和城际客运铁路为骨架，与相关客货混跑提速线路连接的泛珠三角区域快速客运网。旅客列车最高运行时速达到200公里及以上；广州至福建、江西、湖南、海南等省区的主要城市实现“朝发夕归”，至广西等省区的主要城市实现“夕发朝至”，至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主要城市实现“一日到达”。 王兆成预言，届时，泛珠三角区域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2.9万公里，主要技术装备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运输能力和运输质量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事实上，很多省份已然触摸到了这种“合作”的实实在在。福建省常务副省长黄小晶就坦言，“我觉得这次很有收获的，一个是在公路网架的结构上，我们和周边省份更加完善了。第二个就是铁路。福建现有的5个出省通道以后还可以再增加两个。” 香港会成为泛珠三角的龙头吗 地位不可替代 6月1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开幕。从此前的筹备，到会中，及会后，人们注意到：香港特区政府是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加入到了这个合作计划中。从香港媒体的整体反应来看，几乎一致叫好，这是近年所少有的。而“9＋2”其他成员，对于香港的加入与热情，也投以加倍的回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港期间，几次讲话都特别强调：香港未来在整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普遍认为，由于香港的加入，以香港的经济体量与辐射能力，势必会成为这一区域合作中的“龙头”。但是，冷静观察香港在未来泛珠三角中是否会扮演“龙头”，尚不能轻言。 实际上，观察这次泛珠三角区域发展与合作论坛，笔者注意到有两个比较有趣的地方。第一，会议在深圳报到，在香港开幕，接着移师澳门，最后在广州闭幕。可以说，这几大城市都兼顾到了；第二，虽然张德江在港期间，对香港在整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评价颇高，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则推崇广东在整个区域合作中所起到的牵头作用。这既有香港本身的谦虚，其实，也预示着未来一些新的特征。 龙头情结淡化 应该承认，在粤港合作、包括大珠三角合作中，香港是有“龙头情结”的。一场金融风暴，令香港经济洗却铅华，与此同时，毗邻的深圳和广州的迅速崛起，都令香港舆论颇为紧张。上海和新加坡的一举一动，演绎的是传统的双城记，而深圳和广州的提升，则令香港感到直接的压力，威胁的是香港在区域经济中的龙头地位。尤其是在基建设施方面，无论是盐田码头处理能力的跃升，还是广州新机场的兴建，可以说都令香港感觉犹如芒刺在背。 但是，在这次论坛中，龙头情结明显淡化。纵览各大媒体和主要专家的论述，可以理出两条脉络。 首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CEPA从签订到开始实施，在这个框架下，粤港合作进入新阶段，广东的定位是发展制造业基地，而香港则重点发展服务业，扮演着物流中心、资金中心的角色。不说别的，仅仅是内地企业到港上市，短短几个月间就不断掀起热潮，而直接关系港人利益的楼市，其反弹的幅度着实令人大跌眼镜。经济的复苏，令港人有了从容的底气。 其次，在这次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广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广东首先倡导这次合作，也不仅仅是因为广东是9个省区中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更重要的是，广东早在其余8个省区都有巨大的投资。统计显示，广东的投资项目超过1万个，投资金额超过2000亿元，且不说“西电东送”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么密切的关系，实现区域合作是顺理成章的。 不需要争的地位 当然，龙头情结的淡化，也体现了香港社会对区域合作的态度转变。 还记得，3年前，笔者采访香港一国两制中心总裁时，他分析了香港经济如何向湖北、向四川辐射的问题。当时，这样的观点在香港几乎是没有市场的，因为从官员到学者，不少人更迷恋“孤岛经济”。笔者印象最深的是，香港一家大型地产集团的掌舵人，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谈到龙头之争时，曾引用老子一句话：“夫唯不争，天下莫与之争！”此言尽显胸襟。 可以说，现在明白这个道理的港人越来越多。甚至不少港商有种紧迫感：不参加泛珠三角合作，香港就会被边缘化。 这种转变弥足珍贵。从拥抱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到整个合作的成效如何，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香港必须清晰自己在整个区域中的发展定位。 现在，香港社会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在经济整合中，香港的角色不是成为一个内地的城市，而应该能够带动其他省区，协助它们走向世界的国际大都市。 也正因为如此，香港才不需要与广东争夺所谓的龙头地位。 角色会“随机应变” 在整个“9＋2”框架中，香港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譬如，香港的经贸网络遍布全球，贸易发展局在全世界设有30多个办事处，而香港会展中心每年至少举行20多个国际性展览。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资本市场的集资能力，专业人士的服务水准，都是香港的强项。在今后的合作中，香港将为其他省区中输送庞大资本，输送专业服务，同时利用其他省区的内部市场和资源，为香港企业拓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有财经媒体更指出，这一模式将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出路所在。 有专家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概括为梯式合作。而在这种梯式合作中，不同的梯级，香港的角色也是不同的。譬如，当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珠江西岸将会发展成为港商发展制造业的新热点，从而扩展香港的经济腹地。而在泛珠三角区域中距离香港较远的省区，则会成为香港的市场。 对香港来说，未来的挑战，是在金融、物流、专业服务等方面如何不断进步，走在国际前列，保持国际水准。 相关专题：长三角专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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