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宁夏，而关于宁夏的来历，以及惟一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过国家政权的西夏王朝，则是许多人哑然不知的。西夏王朝(1038—1227年)曾先与北宋、辽抗衡，后与南宋、金鼎立，最后在连年战争中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消灭。蒙古人灭掉西夏后未曾撰修一部足够份量的史籍，致使西夏历史湮没。然而如果撇开西夏，想全面了解11-13世纪的中国历史，定会大打折扣；而在文献资料严重短缺的今天，撇开近30年的西夏考古，西夏历史依旧苍白。当我们站在险峻峭拔的贺兰山上俯视这一片空旷、荒芜上耸立着的数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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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塔、墓丘，在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拾起色彩斑斓的瓦砾尘屑，一股已经隐没的帝王之风便迎面袭来；已渐被湮没的辉煌而悲壮的西夏历史，也被重新鼓动复活。

　　200年间，金代辽治，宋室南迁，而西夏则巍然不动

　　我第一次来到贺兰山脚下是在少年时代。那是20世纪60年代，学校组织我们到贺兰山下的一所农场学农。劳动之余，同学们相约去山里摘野酸枣。那时山里荒凉得没有人烟，偶尔有几只突然掠过的乌鸦，会把我们吓个机灵。俗话说，望山跑死马。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只觉得贺兰山好像是在往后退，离我们越来越远。走着走着，猛抬起头，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金字塔形的黄土包，土包的周身布满了一圈一圈的黑洞，看上去坚硬却充满沧桑。我仰起头来，土包好像高极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想，这土包与周围的山丘迥异，肯定是人工建造的。但是谁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修了这个庞然大物，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一困惑陪伴我走过少年时光。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后来我竟和这些黄土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二次来到贺兰山下的时候，我已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名学生了。当我面对经常出现在梦中的高大黄土建筑时，它们给我的冲击依旧强烈。我开始细细品读它。原来它并不是一个一个孤零零的建筑，其周围还环绕着方形城墙及高台。那些断壁残垣在风蚀日晒中，显示着一种与时间和沙暴相抗衡的顽韧。这便是那个已消失了近800年的西夏王朝最醒目的标志和遗存——西夏王陵。

　　当时我是利用假期来发掘现场的，故而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来之前，原本很陌生的西夏王朝已初显它清晰的轮廓：

　　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羌原居于黄河河曲一带，是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渐强盛。唐初，居住在党项人西面的吐蕃族日益强大，对党项诸部落形成很大威胁。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党项人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大迁徙。他们先是到甘肃庆阳，后其中一部分再次迁到陕北米脂、横山一带定居。迁徙到陕北的党项部族有八大种姓部落，其中以拓跋氏势力最强。唐末，社会动乱，各势力纷争，最终酿成了一场农民起义。为镇压起义，唐僖宗调各路人马，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率部参战，作战有功，升任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并赐李姓。五代时期，中原分裂，党项人借机不断扩张自己势力。881年，拓跋思恭“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建立夏州，在自己统治的辖区内任命官吏，征收租税，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北宋建国之初，党项诸部与宋廷相安无事。后来，拓跋部对宋廷时叛时附，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十多年。拓跋氏失败最惨重时，领地尽失。后来族人李继迁重新纠集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战征，重新占领了陕北银、夏、宥、盐等五州之地。1001年，李继迁连取北宋怀远(今宁夏银川市)等河外五镇；1002年，一举攻破灵州，并定都于此。1003年，李继迁率军与土蕃战，不幸中箭身亡，其子德明即位。他实行东合西进的政策，向东与宋和亲结好，为党项社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向西“掠吐蕃战马”，向北“收回鹘锐兵”，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至河西走廊。1020年，德明将都城由灵州迁至怀远镇，升为兴州，并大兴土木营建宫室。1032年，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即位，改兴州为兴庆府。1036年，元昊击败河西回鹘，把势力一直扩大到敦煌一带。此时，西夏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雄踞塞上。1038年，元昊在兴庆府南郊祭坛高筑，在众大臣的拥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元昊所建立的王国西夏语称为“大白高国”，因其位于同一时期的宋、辽两国之西，历史上称之为“西夏”。这是一个曾经兼收并蓄有过盛极一时文化的王朝。自1038年元昊称帝，到1227年末主失国，历190年，十传其位。其间金代辽治，宋室南迁，而西夏则巍然不动。

　　科兹洛夫的发现奠定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基础

　　然风云骤变。在漠北草原兴起的蒙古族历经300多年的火并完成了统一。1206年铁木真称王，号成吉思汗。统一后的蒙古部族继续南进，意欲统一中国，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夏。在此后的22年间，蒙古先后6次伐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锐不可挡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然而在西夏国门前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降旨：“每饮则言，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1227年，蒙古大军包围夏都兴庆府达数月之久，西夏最终因弹尽粮绝，于1227年6月举城投降。然而在夏亡之前，成吉思汗却因中了党项人的毒箭而毙命。处于战争癫狂状态的蒙古大军，带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西夏实施灭绝性的摧毁。他们不但血洗都城，将积聚近200年的宫殿、史册付之一炬，而且还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毁盗殆尽。

　　风雨西夏，党项悲歌。至此，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灰飞烟灭了。更可叹的是，元人主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并在三史中各立了《夏国传》或《党项传》，而没有为西夏编修专史。以至《二十四史》中，《西夏史》成为遗憾的空缺。数百年来，西夏汉文史料的匮乏和同时代宋、辽、金史料的丰富一直形成鲜明对照。但是，后世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因为史籍中的空白而放弃对它的追寻。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如废弃的建筑、残缺的经卷以及残陵乱冢，寻找着这个佚失王朝的踪迹。

　　1908年3月，俄国海军大校科兹洛夫率领的一支探险队向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挺进，他接到了俄国地理学会的命令，要到中国西部边疆寻找一座古城——举世闻名的黑水古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

　　黑水城是西夏到元代的一座边防古城，始建于西夏时期，约在明代初因战争和自然条件恶化等原因而废弃。科兹洛夫1908年3月19日到达黑水城，3月31日又匆忙离开。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科氏的这次探访还算不上一次科学的考察发掘，他们只是在古城的各处翻找他们认为有价值的遗物，如书册、信函、钱币、装饰品、家具、佛像画像等，然后将所获文物寄回了俄国。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收到这批文物后非常重视，并当即决定要他们立即返回。科兹洛夫接到命令时，正行进在前往四川的途中。探险队遵命立即返回古城。在一座距西城墙4公里的佛塔地宫内，他们发现的各类文书共装了40驮，24000多册，佛画500多幅。用科兹洛夫自己的话说，他们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这些文物于1909年秋安全运抵俄国圣彼得堡地理学会所在地，并于第二年进行了公开展览，使当时的整个欧洲感到震惊，并成为20世纪中国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科兹洛夫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发现几乎缔造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基础。

　　我来到西夏陵墓，为的是寻找这个王朝鼎盛时期的遗迹。那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刚刚结束对一座西夏陵墓的发掘。说起这次发掘，还颇有些故事性。40年前，陕西省考古所的一位同志出差路过贺兰山时，曾看到山的东麓有一片土冢，他猜测可能是唐墓。1972年春天，他在北京出差时碰到了宁夏博物馆的同行，顺带聊起他的“发现”。当年，宁夏博物馆便凭着这一线索，顺藤摸瓜来到了这片古冢前。在贺兰山下被附近部队挖开的战壕边上，不时能发现破碎的西夏文残碑。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这片漠漠荒尘中的土冢不是唐墓，而是他们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的西夏陵墓。

　　这一不经意的发现拉开了西夏考古的序幕。经过反复调查，他们给当时已经确定的15座陵墓作了编号。西夏陵几乎每一座墓前都有一个巨大的盗坑，而在陵区中部的8号陵(后更名为6号陵)地面未见盗坑，考古队员选中它作为挖掘对象。该陵墓室深达25米，发掘工作进行得十分艰苦。当取土接近墓门时，人们发现，这座墓同样被盗掘过！巨大的盗坑从地面直通墓室，盗坑内的回填土明显松软。

　　那座墓紧靠在山脚下。顺着狭长的斜坡墓道，我走进了墓室。墓室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地下宫殿”，只不过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土洞。盗坑正当墓室顶部。根据墓室底部铺地砖和仅存的20—30厘米的墙基，可推测这座陵园的墓室是一座三室的土洞墓，中室面积不到50平方米，两侧室各有2平方米左右。全部随葬品只剩下几件零星的金银饰器，淤土内尚有少量散乱的尸骨。墓室被破坏得如此惨重，是发掘者事先没有估计到的；而墓室建造得如此狭小简陋，更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

　　与简陋的墓室相比，西夏陵墓的地面建筑要讲究得多。敦实的陵台、奇伟的献殿、高耸的角楼、矗立的阙台、斑斓的脊饰……不禁让人追忆起西夏王朝的雄风。西夏陵的规模与河南巩县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当。史书记载，西夏9座帝陵早已被元兵刨了个底朝天，而早先挖掘的6号陵也用事实说明了墓穴里的文物确实所剩无几。同亲友，西夏陵残碑也是蒙古军队破坏西夏陵的见证。从目前收集到的3300多块西夏残碑看，一处出土的残碑多则千百块，少则几块，除了仁孝寿陵残碑缀合出一块能读通的16字西夏篆文碑额外，其余残碑没能拼出一块完整的碑文来。

　　除蒙古大军的毁灭外，西夏陵又遭民间长期洗劫，已发现的9座帝陵、253座陪葬陵无一幸免，有的盗坑深达数米，至今未平。除已发现的帝陵、和陪葬墓外，肯定还有一些尚未发现的或因山洪等自然因素而消失的陵墓。

　　7号陵是目前为止唯一能够确定墓主人的陵园

　　由于是个开创性的工作，所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考古人员将办公营地移进山中。3年多来，除了调查挖掘，他们面对的就是简陋的土房、简易的帐篷以及单调的业余生活。而工余饭后的散步，使他们有机会对陵周围的墓葬密集区作了更多的调查。像陵区东部边缘的砖瓦窑场、北端的建筑遗址，都是散步时偶然发现的，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当时被称为“2号墓”的大量残碑。

　　“2号墓”在8号陵东北面二三里处。一次大家饭后散步，看到陵园的碑亭遗址的表面散落有大量带有文字的残碑。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这些仅存的残碑或许就是考古人员破译墓主人身份的密码。大家将两座碑亭的残碑全部收集了起来，总共1760多块。如此大的收获，大家简直有些喜出望外。而更让大家惊喜不已的是，就在这些破碎不堪的残块里，找到了墓主人的线索。经过缀合拼对，一通由19块残片缀合起来的碑额展现初形。碑额呈方形，边长40厘米，边缘饰有5厘米宽的忍冬纹花边，内有16个篆书西夏文，译文为“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另在碑文首行残块上也发现了类似字样。寿陵即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陵号。这是到目前为止惟一能够确定墓主人的陵园。它后来被编为7号陵。

　　待到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博物馆工作时，西夏陵第一阶段的调查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之后这项工作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近10年。但渐渐积累的成果不断刺激着人们的发现激情：西夏陵区范围究竟有多大？所有陵墓的结构和布局都一样吗？是否还有没有其他相关的遗迹？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陵区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西夏陵的全面调查、测绘工作终于走向进行时。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我主持并参加了调查的全过程。参加调查的先后共有10余人，调查的测绘工作由宁夏建筑设计院测绘室担任，调查所需的交通工具是用仅有的经费从旅游部门租来的一部日产巡洋舰。整个陵区大约50平方公里，参加调查的同志不知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过多少遍，也不知在这片荒原上留下了多少脚印。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陵区附近的某空军部队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由于陵区处于贺兰山冲积扇上，地势平坦，一马平川。而陵区内的帝陵一般占地面积较大，在地面无法拍摄到陵园的全景。附近航空兵某师调动了自己的运五飞机，派出了最有经验的飞行员。飞行员以其娴熟的飞行技术盘旋空中，摄影师迅速按动快门，为我们拍下了一幅幅十分珍贵的照片。算起来这些照片已经拍下近20年了，今天已经变得越发的珍贵，有的甚至已变成了不可再现的绝版。

　　1989年，我们有机会对陵区进行了一次补测。西夏陵区东西宽近5公里，南北长10余公里，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共有9坐帝陵、250多座陪葬墓。根据文献记载，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根据调查结果看，西夏陵除了一些基本制度与唐宋陵园大体相同以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自己独有的特征。从我们绘制的陵园内9座帝陵的平面图上可以看出，帝陵陵城内的建筑都有意避开陵园的中轴线，建在偏西北的地方。陵城的建筑遗迹包括献殿、陵塔以及陵塔前隆起的墓道填土，三者形成了一条轴线，这条线由南门向西北偏离，与中轴线形成5度的夹角。因为这样的布局，使人们对一般被称作陵塔的建筑很难定性。它是一座夯土实心、外层分级、出檐挂瓦的砖木结构的建筑。中原地区西汉、唐宋陵园的陵(宫)城内，在最中心的位置是一座三级台阶的方形夯土台，西汉称方上，北宋称陵台，考古人员则称之为封土。西夏陵没有封土，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座高大的类似于塔的建筑。这座建筑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在陵园里修建这样的建筑，它究竟向我们暗示了什么？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两排小小的滴水坑，透露了王陵的秘密

　　随着西夏故事的增多，我们对西夏王朝的了解也更加全面。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政权虽然存在不到200年，但西夏人却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西夏文字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代表。

　　西夏建国前夕，元昊便让富有才华的大臣野利仁荣等创造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民族文字，野利仁荣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创制出6000多个单字。人们习惯上将汉字称为方块字，事实上将西夏字称为方块字更为贴切。西夏字笔画繁复，但结构紧凑，字形饱满，个性鲜明。在当时，它不仅用于政府公文，而且还被用来翻译经典著作。

　　近千年前，西夏文写意了西夏国自尊自强的个性；数百年之后，记忆这段尘封历史的文字又不断破土而出。在甘肃省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张发黄的纸片，纸的上下角已经残破，上面依稀可以看到一些横竖方格和用汉、夏两种字体书写的文字：“六月，朔日甲辰”；“七月，朔日甲戌。”据西夏学专家陈炳应先生考证，这是一份丁亥年5-12月的夏汉文的日历。日历上的丁亥年为公元1047年。这个时间距文献记载的西夏文字创制的时间仅10年左右。

　　1962年9月，在保定市北郊约2公里处的韩庄一座俗称“大寺”的古寺院遗址中发现了两座明代的西夏文石经幢，幢身每面均刻有西夏文，刻文时间是明弘治十五年，即1502年。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晚的西夏文。这两座石幢的发现，说明西夏文的使用下限至少是在明代，并说明直到明代时，党项人作为单独的实体仍然存在。1047-1502年，这意味着西夏文的使用时间长达450余代，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要说对西夏王朝最新的认知，则不得不提近两年对3号陵的清理。根据文献记载，西夏十帝加上未称帝之前的李继迁、李德明(后追封为帝)共12帝，凡250余年，但只有9座帝陵，即太祖李继迁裕陵、太宗李德明嘉陵、景宗李元昊泰陵、毅宗李谅祚安陵、惠宗李秉常献陵、崇宗李乾顺显陵、仁宗李仁孝寿陵、桓宗李纯祐庄陵、襄宗李安全康陵。缺失的帝陵，其原因可能是最后几帝还未及营建陵墓就败亡了。

　　考古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发现西夏陵是袭用唐、宋时代的昭穆葬法，由南向北按左昭右穆葬制排列，形成东西两行。在贺兰山麓的东南角上，有两个规模最大的陵墓，可能就是西夏开国前尚未称帝以后又追谥为帝的太祖李继迁、太宗李德明的裕陵和嘉陵。从陵区的整个布局来看，也是以这两个陵为首，其余诸陵则依它继续兴建。而3号陵很可能就是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泰陵。

　　3号陵茔域面积15万平方米，是西夏9座帝王陵园中占地最大和保护最好的一座。3号陵发掘工作历时两年，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如果我们把当初完整的陵园算作10，那么今天陵园残留下来的遗迹也只有十之一二了。3号陵坐落在山前洪积扇上，陵园地面最高点和最低点的高差有7米多，所以陵园的散水和排水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在发掘月城墙垣的时候，我们一直清理到了墙基两侧原来的地面上。地面由黄泥墁成，厚约5厘米，宽1米余，通常墙基的散水都是用鹅卵石或者方砖铺墁而成，然而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散水。没有想到的是发掘一周后，一场大风帮了我们的忙。那是一场七八级的大风，风把地面上的灰尘浮土吹得干干净净。大风过后，我们发现在月城墙基的两侧，出现了两行小水坑。水坑成椭圆形，直径5—6厘米，水坑间距非常一致，都在25—26厘米之间，排成一条直线，距离墙基50厘米。25厘米，正好相当于墙基下出土的滴水(一种护墙瓦的名称)的宽度。滴水坑！对，这一行水坑正是屋檐滴水留下的！这一发现，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两排小小的滴水坑，至少为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月城墙基宽2.5米，滴水坑距墙基一侧0.5米，两侧共1米，由此可知月城两面坡顶的檐口宽3.5米。3.5米，几乎相当于一间屋子的面阔。二是陵园墙基不做砖石的散水，只是黄泥墁地，而滴水坑一般都很浅，这说明西夏时期这里气候比较干燥，降雨稀少。

　　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从空中拍摄了西夏陵

　　经过30年的追索，神秘的“大夏”王朝的身影在渐渐清晰。从西夏王陵到西夏佛塔，再到西夏文字，一个个千古之谜在西夏故地陆续被揭开，然而这仅仅是西夏文明的“冰山一角”。

　　最近，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德国人于1938年出版的名叫《中国飞行》的书，书里居然有德国人当时从空中拍摄的几幅西夏陵的照片。这几幅照片的发现，也以使我们喜出望外，因为关于西夏陵的资料实在是少得可怜，即使是点滴发现，对我们认识西夏陵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30年代的3号陵和现在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夯土风化的程度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从照片上可以看出，3号陵西碑亭遗址好像被人翻动过，上面的倒塌堆积都被翻到了碑亭建筑台基的周围，并且堆得很高，这和我们后来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看到这张照片我们似乎明白了西碑亭为什么只出土了300多块残碑。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残碑都到那里去了？为什么找不到一点线索和踪影？

　　西夏陵中有高大墓冢的陪葬墓我们已调查得差不多了，我一直想从中找出哪一个是我当年看到的那座。印象中当时只看到了一座孤零零土包，可眼前分明是高低错落的一片。陪葬墓的墓冢形制很多，有平顶圆柱形、尖顶圆锥形、山丘形、蘑菇形……，我努力辨认，始终无法确定。就像数不清的西夏之谜一样，虽然追踪了几十年，但依旧难以澄清。如我们调查的200多座陪葬墓究竟离真实的数目还有多远？陵园中为什么没有发现能相当于皇后等级的陵墓？陵区的采石场、取土场在哪里？哪里是陵园工匠的生活区？

　　如今的西夏陵默默矗立在漫漫戈壁，它既没有秦陵的铺张、唐陵的华彩，也缺少宋陵的考究、明陵的气派，然而却已以它的磅礴与苍凉，述说着一个民族的荣辱得失。（文/杜玉冰荣融）